中国古人的食谱中野味的存在是很普遍的。据《周礼·天官》记载，此时中国人的野味有“六畜”、“六兽”和“六禽”，它们是麋、鹿、熊、野猪、兔、豺、雁、鹑、雉、鸠、鸽、天鹅、龟等。在中国古代，很多食谱中都记载着大量野味的烹饪方法。例如，青蛙被认为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因此在夏季经常被人们食用。
中国古代的野味是指在自然界中捕获到的动物，就地宰杀，烹炙而食之。据《周礼·天官》记载，此时中国人的野味有“六畜”、“六兽”和“六禽”，它们是麋、鹿、熊、野猪、兔、豺、雁、鹑、雉、鸠、鸽、天鹅、龟等。在明清时期，光是在“水陆八珍”说法中就有鹿筋、熊掌、鹿尾、象鼻、驼峰、豹胎、狮乳、猕猴头等野味的身影。
至于中世纪欧洲人对野味的嗜好，同样不遑多让。比如，在流传至今的一份中世纪英格兰约克郡为内维尔大主教就职而举行的著名宴会的菜单上，六千名宾客吃掉了6头野牛、400只天鹅、104只孔雀。此外还有500多头牡鹿、雄鹿、狍子，1500个热鹿肉饼，608条狗鱼和鳊鱼，12只海豚和鼠海豚。
从岭南往北便来到以“饭稻羹鱼”著称的长江流域。早在春秋时代，《楚辞·天问》就记载楚人食用蜗牛。尽管今天随着法国大餐的流行蜗牛已经显得不是一种另类的食材，但在两汉时期，这种食俗仍旧被目为异常，所谓“楚越多异食，蛮荒之民，有以山虫为食者，尤喜食蜗”。至于另一种爬虫蜈蚣(俗称“百脚”),根据《清稗类钞》里的记载，清代道光(1821-1850年)之前，青浦县(今属上海市)有位仁兄就嗜好吃蜈蚣，将其“去其手足与皮”之后“复杀鸡”一起煮之，据说蜈蚣尝起来有类似牛肉或者大虾的味道。
蒜香焗蜗牛
再往北去。“熊掌”、“豹胎”是早已闻名中原的美味。三国年间“七步成诗”的曹植在乐府诗就赞美过“鲂䐪熊掌，豹胎龟肠”。清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更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熊掌的美味令得孟子宁愿舍鱼不食。至于豹胎(金钱豹的胎盘),《韩非子》里也有记载，看到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商朝的重臣箕子就感到害怕，“象箸”自然不能配普通的食物，必然要“豹胎”这样的极品美食才行。如此奢侈无度，是亡国的兆头。
电影《满汉全席》中的熊掌“一掌乾坤”
至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游牧民族，餐桌上更是从不缺乏野味。他们发现黄羊(蒙古羚)肉味可口，远胜畜牧之羊之后，开始大规模猎食。元明清三朝代定都于北京，从北疆索贡黄羊形成了惯例。几百年来，珍美的黄羊肉始终在皇家御膳中占有一席之尊，就是驻京的大臣和士兵们也经常能够分一杯羹。明人余继登在《典故纪闻》记载，每年“冬至后，殿前将军甲士赐黄羊、野难、野猪、鹿脯”。那位大吃货袁枚到达北京后，就为吃到“味绝伦”的黄羊肉而大为满意感觉是沾了皇帝的光(“余沥还沾圣主春”) 。
黄羊
有趣的是，野味不但可以当主菜还可以做调味品。宋代的洪皓在《松漠纪闻》里就说北方缺乏生姜每两价格高达一千二百因此非常珍视只有贵宾作客时才切数丝放在碟中以为珍品作为替代做法契丹人只能拿出兔子肝生切用鹿舌酱拌着吃这两种野味口味固重滋味如何倒也不难想见来自李时珍的警告
在中国古代，很多食谱中都记载着大量野味的烹饪方法，但与此同时，关于吃了野味猝发重病的记录也是不绝于书。 古人对于野味的追求并没有停止。据《周礼·天官》记载，此时中国人的野味有“六畜”、“六兽”和“六禽”，它们是麋、鹿、熊、野猪、兔、豺、雁、鹑、雉、鸠、鸽、天鹅、龟等。
一些地方生产落后，生活条件艰苦，需要以野味弥补蛋白质摄入不足，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在东邻日本，由于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吃肉要坠入“畜生道”),除了鱼类之外的肉食受到了日本社会的排斥——但只是名义上的排斥，起码“病人”滋补的时候还是可以吃肉的。由于当时的日本社会不饲养家畜，“野味”变成了主要的肉食来源。
在古代社会，人们普遍认为“药补不如食补”，希望通过食物来达到强健身体的目的。此外，还有一种猎奇尝鲜的心理，使得罕见的“野味”成为宫廷节庆活动中的一种特殊“恩宠”。古代罗马帝国的皇帝赫利奥盖巴勒斯甚至曾用600只鸵鸟的脑招待客人，这显然不是为了追求美味佳肴。
然而，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好呢？首先，将野生动物吃成濒危甚至绝种是不道德的。其次，从人体健康的角度来看，“野味”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本草纲目》中总结了许多不能吃的“野味”，如孔雀肉、鸳鸯肉等，它们都有毒且可能对人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甚至连一直受到推崇的熊肉，虽然没有毒，但李时珍也提醒有痼疾者不宜食用。
现代科学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食用“野味”的风险。例如，中部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大爆发就与当地居民食用灵长类动物有关；17年前大名鼎鼎的“野味”——果子狸也被证实可以传播非典型肺炎等疾病。因此，相对于这些潜在风险，食用珍稀野生动物并无法带来营养上的益处，反而可能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综上所述，无论古人对“野味”有过怎样的推崇，现代人应该有所取舍，避免食用野生动物，以保护生态环境和自身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