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措施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在二战以后，当代资本主义采取了一系列的自我调节措施，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领域、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是在企业的组织和治理结构方面、是在产品的分配方面和上层建筑领域。其中，私有制所许可的范围内，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内作了一系列的自我调节和改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管理机制作了不少的改革。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多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初，列宁又提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现在，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在20世纪后半叶有了新的发展？在今后，资本主义又将如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起作用了，还是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人们思想上的迷茫与困惑，迫切地需要我们通过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给以解答。

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减轻危机后果、缓解对生产力的束缚和缓和阶级矛盾的典型实例，是为应付1929至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所采取的“新政”：针对资本主义狭隘的私有制框框容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生产大量过剩，又出台了整顿金融法案、全国产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对工农业生产和金融系统进行一系列的社会调节；针对着千万工人失业、挨饿和反抗，罗斯福政府出台了公共工程和保护自然资源法，把劳动力吸纳到政府举办的各类社会工程中去，并提出在政府监督下实行劳资合作、经济民主，协调国家、企业和劳工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规定工人有权组织工会，选派代表与雇主谈判、签定集体合同，规定雇主必须遵守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限额；罗斯福政府还出台了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法，为失业者和残废者提供保障，同时对大公司征收超额累进税，以适当缩小财富分配差距，维持社会稳定。罗斯福政府的这些“新政”措施，在保证垄断资产阶级安全享有高额利润的同时，也保证了贫困者的最低限度生活水平，从而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在经济大危机中得以死里逃生。这也为整个资本主义提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运行模式，使世界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

当代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采取了自我调节措施，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缓和阶级矛盾。美国罗斯福政府的“新政”是资本主义制度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开始。在生产力领域，美国通过把军事上的高新科技转为民用，以及为高新科技的发展大量投资等措施，促进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形成和发展，并通过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去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所有权和经营管理的分离，推行“雇员持股计划”等措施，逐步实现资本主义企业从以股东为中心到兼顾“利害相关者”(经营管理、雇员、供应商、顾客、社区和股东等等)的转移，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在企业的组织和治理结构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推行了多层次和多形式的职工参与决策和管理制度，建设现代企业文化。在产品的分配方面，西方资产阶级在从国内和海外获得高额利润的基础上，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而在产品的再分配领域则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上层建筑领域，通过国家组织雇主和工会谈判、签定集体合同制度，建构一种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通过改良主义消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并把搞“中左政治”作为一种统治和管理方法，允许工人运动中的改良派、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阁去管理资本主义社会。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措施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通过大幅度地增加对高新技术的资本投入，重点扶持、优化产业结构，指明经济发展方向、缓和经济波动和控制通货膨胀，推行创造良好环境的社会政策，举办公益公效事业创造经济发展条件，促进国内竞争和协调对外经济关系等。这些措施拓宽了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节措施还能够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群众获得了工作保证和稳定收入，同时也使他们陷入到不断追求和满足媒体制造的“虚假需要”中去，产生安于现状和维护现存制度的想法。此外，这些措施还使群众产生对企业、社会和国家的认同感，把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对立变成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文化传统形式的差异。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把群众的政治兴趣转移到有关收入、休假、参与决定等涉及自身利益的个人领域中去。最后，这些国家把冲突由政治领域转移到没有特权的社会领域中去，从而排除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然而，我们仍然坚信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判断的根据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因为这样，资本主义的这些自我调节措施在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的同时，又在进一步加深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

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着新的社会因素。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公司，曾被马克思称做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向生产者集体所有或社会所有和社会管理过渡的因素；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曾被马克思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资本主义的国有化，曾被恩格斯看作是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大银行，曾被列宁看作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国家机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没有资本家的合作工厂和合作社，更被马克思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除此之外，在分配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最低工资限额、超额累进所得税、低收入补贴等等，同样是这种性质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列宁把包含有这些因素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看作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准备、社会主义的前阶。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是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统治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旦实现了这样的革命飞跃，上述这些新的社会因素就将大大加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其次，正因为这些调节措施是在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采取的，因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必然会在新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加深着。资本主义的周期经济危机、像石油危机那样的结构性失衡危机、像金融危机那样的体制危机，都依然存在和发展着。针对有些人把美国新经济在一百多个月内的连续增长，当作是经济周期已经被突破的证据的情况，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强调指出，那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恰恰相反，正是推动经济发展到现水平的力量，使经济处在剧烈下滑的较大风险之中，因为商业周期之于资本主义，犹如地震之于地球的地质那样，是内在的。新经济并没有结束周期性危机，至多只是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和使它的波动微波化罢了。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规律仍一如既往在一极表现为财富的积累，在另一极则表现为贫困的积累。因此，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连年地增长着，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地扩大着。目前，美国最富的1%的人拥有全美家庭财富的40%,比90%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还要多。在英国，最富的20%的人所占有的财富，是最穷的20%的人所占有财富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