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喻在信里与对方回顾那些美好的时光，使得它们变得更加美好。实际上，一个好机会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变成了一个坏机会。与其抓住一个坏机会，不如从一开始就认输，认失败。现在的老几却连把马拴回去的时间都没有，一个解放军正吆喝着往这边走。老几的斜前方是糖厂的红影子。红影子朦胧在一大片黑刺丛后面。这就是他的逃生之路了。天色将暗不暗，上苍和大地那可怖的宽阔把人和物都压得扁扁的。青灰马上的老几就是这样扁扁的一人一骑，在年轻的军人眼前远去。
军人愣了足足五秒钟，才认出青灰马背上的骑手是谁。他劈开嗓门就喊：“啊......”
老几骑着光荣退伍的青灰马一路逃去。他不是从饥荒里逃生去的。这年饥荒已经过去，饿死人的事从1962年就开始减少。连着两年，青稞收成都很好，犯人肿得明晃晃的大脸蛋都小下去，成了打皱的皮革。老几逃跑的这天早上，关于死人的故事都被说絮了。
随着甜菜汤上的油珠增多，大型的围猎减少了。猎物也都猎得差不多了。我祖父的回忆录记载了这种大型围猎场面，记得生动详尽，我从字面上都能看到被饥饿鞭策得勇敢残忍的人群。每年夏秋交接，围猎把犯人召出监狱，跟在上千的管教人员后面，和家属孩子一起，拉起一道八九十公里长的半圆形围猎线。无论犯人还是非犯人，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饭盒、大茶缸，一面用树棍敲打，一面齐声吼喊。围猎线在青海湖边收口，被围出来的动物绝望地跳进青海湖，不甘淹死，又跳回来。那些被大迁移留下的病弱老幼的黄羊、野马在青海湖里扑腾，一两丈高的浪白花花的。它们呛饱了咸水，明白水里也是绝境，便返身朝人群冲来。黄羊挺着头上的角，野马扬起前蹄，要和发出“呕呕”吼声的人类背水一战：和他们拼了。就在此刻，枪声响成一片。上千个管教干部击毙了不屈的牲畜，但总有一小部分撕开缜密的猎网逃出去。那都是牲畜里的最优秀分子，勇猛强悍矫健，它们可以跳得比人头还高，跑得比子弹还快，总是在踏伤或踏死一两个人类成员之后自由地远去。
我祖父看着它们远去，就像看着自己远去一样充满悲壮的感动。围猎结束后，犯人总是等着那顿羊肠子汤。说准确点，是羊肠子气味汤。
但那都过去了。连羊肠子气味也没份儿闻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老几背向钢铁垃圾骑马逃去的时候，这些犯人们的回忆正在逐渐淡忘。然而，老几并非为了逃避饥荒而逃跑。事实上，让他成为逃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他的祖母冯婉喻。
婉喻的信件每月都会寄来，内容涉及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等家庭成员的生活点滴。她用娟秀的小楷字详尽地描述了这些细节，甚至在当时2岁的孩子误将话梅放入嘴中，酸出滑稽面孔时，她也用笔一一描绘出来，写给了丈夫。婉喻从未错过孩子们成长的任何一个瞬间，也从未忽略过家里成员的生活琐事。她的信中，一半记录着现在的生活，另一半则是关于过去的故事。焉识、婉喻以及恩娘的过去，都在婉喻那里有完整的备份。
每当陆焉识阅读这些信件时，他发现冯婉喻总是只记住生活中美好的那一面。她在信中与焉识重温那些日子，仿佛让它们变成了美好的日子。婉喻总是在信上问：“焉识，记得......吗？”他想告诉她，他记得的，只是与她记忆中的美好相去甚远。但他从未在回信中如此告诉她。他还想告诉她，他们过去的美好或平凡，都是他们自己的私密回忆，不值得让××信箱后面的“眼睛”去窥探。
尽管多次被脱光衣服搜查，但××信箱后面的眼睛让焉识觉得自己和婉喻更加赤身裸体。于是，他开始将婉喻的信件按年月日编号存档，一封不漏地保存下来，同时将实质性的信纸烧毁。婉喻娇羞的字眼只能无奈地呈现在××信箱后面的“眼睛”面前，但绝不能再让其他人看到这些目光；这些目光见证了凶杀和暴行，习惯了血污和粪土，映照着同伴多日未洗的污垢面孔和漆黑的鼻孔。
也许老几的逃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当面向婉喻证明，他还记得一切，正因为记得，他现在知道自己多年前误了自己，也误了婉喻。他希望婉喻能原谅他，因为在那段最好的时光里，他没有给予她陪伴。他决心让婉喻原谅他对她的心不在焉，让她知道虽然在她身边，但他只是一份面带微笑的旁观者。
就在老几刚跑出黑刺林子的时候，他听到了后面的喊声。一名年轻军人倒抽一口凉气喊道：“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老几心想，犯人们来了十来个，军人不可能放过那十来个追捕他一个人的人。军人举起了枪，62岁的老几感觉准星锁定了自己的花白脑勺。在他的稀疏卷发和薄颅骨下，存放着多部手稿和婉喻数百封家信的记忆此刻正被准星锁定。只要千分之一秒，子弹就会使那些精彩的记忆崩出，热乎乎地流淌到枯干发白的草地上。然而，老几决定与子弹赌一把。“砰！”一声枪响。老几身后的一截树梢飞了出去。紧接着又是两声枪响，此刻老几感觉自己的脊梁正中军人的准星。
一个军人骑马追杀老几，老几凭借对马的了解，选择了青灰马。青灰马有好胜心，只要有人追，它就觉得称心。两者距离越拉越大，暮色从四周雪山卷来。另一个军人带领犯人组成步兵追捕队，解放军端着步枪跑在最后。
饥荒刚刚过去，犯人们身体亏空，老几听见一个犯人哭诉跑不动了。军人也出声威胁，说跑不动就枪毙。老几62岁的胸腔轰轰作响，知道自己随时会缺氧倒毙。他有什么选择？投降的话，军人可能会轻易杀了他。那样一来，婉喻就听不到他的懊悔了。他必须告诉婉喻，一个浪子的回头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糖厂的红砖围墙出现在枯草坡后面。老几顺着围墙跑了一截子，勒住缰绳，让马放慢速度。前半生的公子哥教养让他下马的动作非常漂亮精干。他在跳下马的同时给了马屁股一巴掌，失去骑手的马继续向前跑去。
糖厂的红砖围墙有一米半高，墙头上的玻璃碴子密集排列，老几没有选择，只能任由它们割进手心。破烂手套下面是多日积留的污垢以及十多年磨出的老茧，多少挡住一点玻璃的锋利。老几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墙头。
老几从一扇破窗钻进厂房旁边的棚子，一进去就掉进了一口热气腾腾的池子。原来那是糖浆。幸亏天冷，糖浆一出炉热度就散发了，不然老几一定已经熟了。也幸亏他的棉袄棉裤厚实，浓稠的糖浆一时还浸不透。
随着轰隆的机器噪音传来的枪声穿过糖厂，跟着青灰马远去。老几从糖浆池子里爬上来，浑身重得一步也走不动。泡透糖浆的老几成了个铅灌的老几，挪到一个角落。角落里堆放了许多破烂口袋，等着被缝补好了再去盛装原糖，老几就藏在口袋堆里。
骑马的军人还要花一点气力追上青灰马。即便追上，他也不一定会马上想到诡计多端的老几已经在糖厂金蝉脱壳。大约十分钟后，老几听见糖厂的犯人换班了，有人朝棚子里走来。他赶紧挪着铅一般的步子挪到院子里。院子乱七八糟，废机械、破机床、大捆干甜菜，任何阴影都庞大宽阔，足够把老几拥入黑色的怀抱。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糖厂里的日班已经换成了夜班。老几蹲着躲藏，但当他试图站起来时，发现自己几乎不可能做到：他下蹲的姿势已经随着灌满棉袄棉裤的糖浆凝固，被铸成了一个蹲着的糖人。他艰难地向一侧移动，仅几步就耗尽了大量体力，仿佛在与子弹的赛跑。但他不敢坐下，生怕自己再次变成一尊坐姿的糖人。
月光洒在老几身上，他看到了一根棍子，开始向那里挪动。终于到了棍子跟前，但由于棉袄袖子把他的胳膊塑成了抱膝的姿势，敲打棉袄关节处凝固的糖浆变得困难。他改变策略，用棍子敲打棉袄前襟的纽扣。一块块糖被敲下来，老几把它们塞进嘴里。甜水流进胃里，成为燃料。燃料激发了他，一次次发力，最终摆脱了糖衣棉袄的束缚。在零下好几度的气温下，多亏老几运动量巨大，也多亏有糖给他加油。大约十几分钟后，老几把棉衣和棉裤关节部位的糖敲了下来。他摸了摸棉袄里子藏的东西，发现东西完好无损，没有沾上糖浆。那是他最后的库存：46块9毛钱，一对纯金袖扣，一个蓝宝石领带夹。
月亮升到山顶时，老几僵硬地开始行进。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此刻正热闹，军人一个排一个连地到达，见到什么都要“站住！”老几避开了小路。他在荒草中开辟道路，凭借照相般的记忆和知识避免迷途。他不慌不忙地走着，200公里的行程，急不得。
第二天，老几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把棉袄棉裤上的糖揭下来，装进从糖厂偷来的口袋里。然后他脱下棉袄，拆下缝在里子上的黑布和插着针的黑线。他将黑布缝在棉袄脊背上，遮住了“劳改”二字和下面的囚犯番号。泡过糖浆的棉袄针尖根本扎不进去，他的手被扎得血肉模糊才勉强完成缝缀。
接下来的逃亡生活大致如此：老几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大荒草漠上建监狱，并对犯人松弛看管都是基于一个信念：没有吃的，放你跑你也跑不出去。然而老几打破了这个例行公事。他的例外是个偶然，是个奇迹。棉袄棉裤上揭下的糖片可以补充他的给养，草地随处可睡，白天太阳把大草漠晒得如春般温暖。
身上的糖足够老几吃上三辈子。偶尔遇到顺路的游牧藏民回归他们的冬牧大本营，他就用随意的藏语和他们玩笑搭讪，再用一些糖片做礼物，坐一段牦牛背路程，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有一次碰到一家东乡族老乡，他用糖换了一只雪鸡，又学着他们的样连同雪鸡精美的羽毛一起在篝火上烧烤。那是他20多天的逃亡历程中唯一一顿不太甜的食物。
在享用完美味的雪鸡后，老几向东乡族的老乡告别。尽管心情不错，这位老浪子还是忍住了想要唱起留学时代歌曲的冲动。他心怀期待，盼望着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出现在婉喻面前。
老浪子决心要好好地拥抱婉喻，让她知道这次是真心实意地把她当作世界上唯一的婉喻，而不仅仅是一具女体。他的身与心都是为了婉喻而跳动，只因为她是婉喻，而不是其他任何女人。过去的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抱拥都不算数，那些只是尽职而已，甚至有时敷衍了事，有时懒散应付。
在他脚板上的血泡全部爆破，所有糖片即将被他吃完的那一天，他已经快要把偌大的荒草漠抛在身后。这天傍晚，他遇到了一条浅溪，像马一样俯下身子在溪里畅饮，然后好好洗了个脸，把属于大草漠的面孔留给了大草漠。
至多再有一个礼拜，他就能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他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回来的。是因为她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了他。他曾经太过愚钝，直到这么多年后才明白那些眼神背后的情感。如果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老得连爱都无法再去爱了。
与此同时，我祖父陆焉识沿着中国地图上著名的青藏公路蹒跚前行，几乎忘记了自己心中的目的地。而我的祖母冯婉喻则刚从一辆电车上下来，走向自己的弄堂口。
冯婉喻并不知道我祖父的劳改地点在青海，××信箱正是陆焉识的地址。一周前，中学党委副书记找到她，递给她一张通缉令。当她戴上老花镜一看，顿时愣住，这才认出那是焉识的身影。她的双手开始颤抖，脸色苍白，就像我太祖母冯仪芳晚期的帕金森病症状。她对副书记的所有要求都只能点头示意。
陆焉识在青藏公路的一个小村镇稍作停留，再往前就是西宁郊区了。然而此刻的他并不知道自己让心爱的婉喻承受了多少苦难。副书记和冯婉喻谈话时语气生硬，一口一个“敌属”。当陆焉识抵达西宁城关时，冯婉喻站在自家弄堂口四处张望，没有熟人的身影，于是走近那张通缉令，掏出老花镜戴上。
通缉令是为了贴在冯婉喻所住的弄堂口而特意准备的，因为公安人员认为逃犯陆焉识来这里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出现在这里，弄堂里的大人小孩都能认出他。婉喻默默祈祷着人们能认错人，这个人并非她的焉识。在路灯下看通缉令上的画像，一张可怕的脸庞映入眼帘，呆板无神的眼睛透露出理想与希望早已消逝的信息。但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冯婉喻的心都会痛苦一次：照片上的确是焉识，那张脸正是1933年她从远洋轮上迎下来的英俊少年的脸庞。
然而这一次，冯婉喻再次失望地离开了通缉令旁。而陆焉识则走进了西宁老城的一家小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