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这两部经典电影分别拍摄于1979年和1982年，距今已经有近40年的时间。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它们在故事述说、拍摄手法、服装道具以及影片风格上的魅力。相反，在时光的沉淀中，它们显得愈发珍贵，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今天，我们将从影片剧本、服饰设计以及上译配音这三个方面来解析这两部经典之作。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两部电影的剧本。它们都是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为底本创作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侦探小说女王，是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她一生中创作了80多部长篇小说、100多个短篇和17部剧作。她的作品销售量之高，仅次于圣经和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这足以证明她侦探小说的优秀之处。
在阿加莎创作时期，古典侦探小说正处于黄金时代。除了善于运用推理之外，她还擅长将通俗小说的手法运用在小说中，使得她的作品更具可读性。阿加莎·克里斯蒂开创了侦探小说的“乡间别墅派”。这一派的故事风格是在特定封闭的环境中展开侦破，而作案者也是几个特定关系人之一。
在《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中，故事分别发生在尼罗河上的一条豪华游船和法国海滨的奢侈别墅中。游船在尼罗河上航行，环境封闭，所有的游客都可以一一列举出来，看似都是偶然来此度假，实际上却与被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滨别墅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住客一个个出场，人物关系明确。在这两个故事中，他们或是垂涎被害人的财产、或是觊觎她的珍宝、或是来捍卫自己的名誉、或是来夺回属于自己的爱情。总之，他们与被害者都有着牵扯不清的关系，有着看似要动手却又不足以动手的理由。这就让读者陷入侦破游戏中，开足脑力分析每个人的出手动机。在有限的人群中，猜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让观影过程充满参与性、娱乐性及紧张感。
其次，我们来看看电影中的巧妙设计悬念。米克·巴尔在《叙事理论导论》中曾说过：“叙述时，通过暂时或永远隐去故事中的某些材料，使这些暂时或永远隐去的材料更加生动有力，以迫使读者用猜想、设想或补充的方式来填补作者留下的空白，从而积极地参与创作。”这种设计悬念的方法，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断地猜测真相，提高了观影的趣味性。
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两部电影的服饰设计和上译配音。这两方面的工作同样对于电影的成功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讨论具体的细节了。总之，这两部电影在服饰设计和上译配音方面的出色表现，也为它们的经典地位增色不少。
综上所述，无论是故事述说、拍摄手法、服装道具还是影片风格等方面，《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尽管距离它们的首映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它们依然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之作。
《阳光下的罪恶》以一场发生在英国原野上的案件作为开篇，一名迷途女子在发现受害者后惊慌奔逃。然而，这个案子与随后的故事并无直接关系，使观众产生了悬念。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逐渐忘记了开头的一幕。但在影片结尾，相同的案子，同一个凶手浮出水面。通过对保险单上签名的比对，真凶终于水落石出。这种前后呼应使得作品完整而圆满。
同样地，在电影《尼罗河》中，导演巧妙地将各种信息融入各个片段，让观众随时分析、猜测谜底，将悬念维持到最后一刻。从丢失的披肩、女佣手中紧攥着的钞票碎角、少了一发的子弹、丢失的珍珠项链，到红色的指甲油等细节，都在启迪或干扰着波罗的破案，也让观众陷入迷思。
两部电影中，凶手初期都以弱者的身份出现，展示各种不可能犯罪的证据，从一开始就排除作案的可能。然而，在结尾部分进行翻转，令人惊叹。当波罗像串珍珠一般将有效信息串联起来，层层推理、抽丝剥茧，最终擒获真凶时，观众们随着他的叙述恍然大悟。这过程中一波三折，最终谜底显现时，给人一种拨云见日的快感。这充分展示了侦破类电影独特的魅力。
此外，电影通过展现异域风情来增添美感。在尼罗河畔的黄沙、骆驼、沿街小店、蜂拥而至的兜售货物的小贩以及恢弘壮丽的埃及金字塔等元素中，观众既能获得侦破的快感，也能欣赏到历史风物的美妙。法国海滨中的精致美食、岛屿耸立的海域、灿烂阳光、浓密绿植和花圃等场景，既点明了《阳光下的罪恶》中的“阳光”二字寓意，也让影片在充满浪漫、华美氛围的同时，不失警示意味：看似宁静、和谐的表象下，潜藏着可怕的心思。
经典的服装设计也是影视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服装作为表演、视觉和听觉艺术的综合体现，包括音乐、美术、摄影等多种元素。服饰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将人物性格、社会地位、情感转化为观众可以感知的形象，同时也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和社会背景。因此，服饰在电影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故事的发展和人物塑造增色添彩。
《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这两部电影的服装设计都出自著名设计师安东尼·鲍威尔之手。前者曾荣获第51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足以证明其非凡的才华。
在这两部电影中，服装设计起到了多种作用：一方面，它通过独特的细节和设计元素，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角色的心理状态，以及所处时代的氛围。
1. 塑造人物形象：个性与经济状况的直接显露
电影中的服装可以通过纯色系、线条简练、材质精良的西服套装来展现大侦探波罗的绅士、保守、追求简约、又不失精致的个性。而在《阳光下的罪恶》中，用深V波点小西装、夸张鲜艳的饰物，则成功塑造出老板娘达芙妮业务能力突出、时尚浪漫的形象。
此外，电影中的仆人鲍尔斯始终身着颜色单一的西式套装，以中性风格示人。她的穿着既显露出家境落魄的经济境况，也表现出她呆板、寡淡、又富有一定攻击性的个性。而道儿太太的服装则让人垂涎欲滴，几乎每套都是定制的高级服饰，展现出了她经济富足的同时，也散发出冷艳高傲的个性。
2. 反映角色心理：伪装的面孔与沐浴爱河的欢欣
在《阳光下的罪恶》中，反派克里斯丁刚出场时，其服装款式老气、配色杂乱，给人一种被丈夫抛弃的黄脸婆模样。然而，在故事接近尾声时，当夫妻俩得意地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受气包”克里斯丁却换上了一身合身的套装：经典的黑白配色，包臀裙，高跟鞋，以及夸张的大檐帽，将她衬托得如同时装舞台上的高级模特，与之前的她简直判若两人。这里的服饰特写不仅突出了大反派得逞之后的愉悦心理，也是借服装向观众发出“人不可信其表象”的警示。
同样，在《尼罗河》中，道儿太太与道儿策马沙漠中时，她穿了一件胸前有荷叶边褶皱的衬衣，显示出她在蜜月中因爱情而产生的少女情怀，展示出她当下轻松、愉悦的心情。
3. 营造场景、渲染氛围
《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这两部片子发生的时代背景是欧洲世界醉生梦死的年代。在这一背景下，这两部电影中的服饰设计成功地表现了那个时代梦幻般的氛围。
电影中的服饰设计和女人们所穿的高饱和度、色彩丰富的波点服饰，都让电影充满了浓烈的时代风情。无论是镶红钻金手镯、闪光的银色连脖礼服，还是艳红的指甲，都为影片增色不少。在海滩别墅晚会上，大明星阿琳娜身着粉色缎子晚礼服，展示了当年最流行的优雅、流畅的服装风格。而身后西服着花的男士、夸张的大泡泡袖长裙都在诉说着当年那个连空气都奢靡的黄金年代。这些服饰的设计不仅留给人们视觉享受，同时也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经典的上译配音给中国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观感，这种艺术的再加工堪称独一无二。上译厂的艺术家们用他们别样的嗓音为这两部电影增添了无可比拟的魅力。特别是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有邱岳峰的加盟，几乎汇集了上译当年巅峰时期所有优秀的配音演员，被称为黄金阵容。在台词翻译、情感表达方面无可挑剔。有网友表示，这两部电影不是看来的，而是“听”来的。那个年代，一部收音机就能让男女老少陷入声音的世界，他们随口都能说几句经典台词。
翻译精确、到位，让影片更具可看性。语言都存在不耐译性，当英语翻译成中文时会有很多问题。翻译讲究信、达、雅，不仅要求翻译到位，还要求适合本民族语言的特性，让译文充满美感。上译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例如在达芙妮见到阿琳娜和丈夫同来住宿时的那句：“就在那会，不仅踢腿比别人踢得高，还比别人会劈叉。”一语双关，既指出阿琳娜作为大明星的舞技高超，又暗示着她不安本分、到处风流的毛病。果然，丈夫立马变了脸色。此外，上译配音还能够贴合人物形象和情感，如阿琳娜知道她约了派特里克来幽会时的回应：“你好好地歇会，养养神。”以及幽默的谐音梗等。
总之，上译配音是本着一种“作艺术”的心态来面对，既注重翻译的精确性和到位性，又强调与人物形象、情感的贴合。这种独特的艺术再加工为观众带来了无可比拟的魅力，可谓是艺术珍宝。
毕克的大侦探波罗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一个备受喜爱的角色。他沉稳中透露着幽默，是一个逻辑清晰、自带喜感的老爷子。在毕克略带低沉的语调中，波罗那众所周知的聪明与傲娇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时常悠然地将胸有成的推理一一推出，最后带着意味深长的尾音说出：“我，霍克尔——波罗。”那个“霍”字的发音，简直有着迷人的魅力。
在案情大白后，长篇论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将破案故事的离奇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构建起极强的戏剧张力，把观众带入电影中的世界。至今仍是教科书式的存在。我们依然记得结尾处，毕克那句对爱情的忠告：“像美国人常说的：‘悠着点！’”
邱岳峰为雷斯上校配音，虽然有些不自在，但也让人感受到这位真正的英国绅士的风度。可惜戏份太少，如果他还活着，我们或许还有机会在《阳光》中再次聆听到他的美妙声音。
曹雷在《阳光》中为老板娘达芙妮配音，她将自己的名字念得十分标准，让我们觉得外国人就是那样说话的。她在戏弄大明星阿琳娜时，不动声色，但声音里却掩饰不住的嫉妒和不满。她对阿琳娜的丈夫是真心同情的，曹雷的声线里住着一个利落又多情的女人。
李梓为林内特和阿琳娜配音，这两个角色几乎是受害者的代言人。冷冰冰的林内特和风骚的阿琳娜，你几乎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人配的；童自荣为美国愤青弗格森配音，他给了这个角色时尚、新鲜的声音。到了《阳光》中，他又让小说家布鲁斯特变得多情、有趣。童自荣的声音在千回百转中展现出年轻男性细腻、清朗、不失诱惑的魅力。
刘广宁为穷女孩杰基配音，她脆弱而疯狂：“我们怎么办？没办法，完了。别怪我，先生，您别怪我了，您是有一点儿怪我是么？”在《阳光》中，她又一次扮演坏人，可怜的黄脸婆和得逞的罪犯，她前期的委屈、压抑与最后的嚣张无理，能让你惊掉大牙。
苏秀为奥特勃恩太太配音，她用略带苍老而富有“腔调”的声音塑造出一位带有浓重话剧腔、说话咬文嚼字、沉浸在文学世界里的作家形象。在《阳光》中，她成了那个穿着夸张、一直拿个粉扑的坏脾气电影制作人，和丈夫喋喋不休地争吵，却也不失人间烟火的热闹劲。
于鼎为贝斯纳大夫配音，听出来是个老实人。但到了《阳光》中的阿戴尔，一位操心的电影制作人，却有了份笃定、幽默的质感；赵慎之为着迷于珠宝的范·斯库勒太太配音，她擅用揶揄的口气怼人，玩笑中带着恶毒：“好大脾气，鲍尔斯。”
仆人鲍尔斯的声音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堪称“可怕”：嗓音干枯，仿佛一块纤维脆弱的布匹，稍一撕扯，立即丝丝缕缕，声音中有许多撕裂的口子与破洞。很怕她说话的时候，忽然哪个字眼掉入黑洞，消失不见。可即便如此，听她的声音，你依然感觉无比舒爽，仿佛有许多情绪与力量在那些缝洞中各就各位，带来丰富的情绪体验。
《尼罗河上的惨案》和《阳光下的罪恶》，作为波罗侦探电影系列中的两部，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本文以电影的三个特色为切入点，分析了它们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优秀扎实的电影剧本、精心设计的服装道具以及上海译制片厂的配音。创作者的用心，让电影本身不惧时光，流传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