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是中国经典历史故事，出自元代脱脱等编撰的《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该故事发生在宋朝时期的河南光山，主要讲述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用大石砸破水缸救出掉在大水缸里同伴的故事。
然而，最近有人提出了对这个故事的质疑。马未都认为此事有假，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司马光当时只是个7岁的孩子，这样的年龄拿一个大石头砸一个大水缸，应该是砸不破的。如果第一个理由还有些牵强的话，他又提出了第二个理由：宋代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水缸的水平。但是也有专家说了，如果宋代不具备建这么大水缸的能力，那“请君入瓮”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
自近代以来，有关司马光的各种传记层出不穷，仅据笔者所见即有十余种之多，它们也都记述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在这些著作中，以1918年孙毓修编纂的《司马光》为最早，此书第二章“少年时代”转录了《宋史·司马光传》的相关记载。
但是，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在2019年的人教部编版《司马光》课文中，从白话文恢复为文言文，从“砸缸”变为“砸瓮”，并且公众记忆中多年宣传而形成的“司马光砸缸”却已经根深蒂固了。
随着社会的进步，识读文字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记载文字的工具和了解当时社会信息的渠道也在扩大。因此，有能力记录(解读)历史的人群也在不断壮大，私人撰写史书逐渐成为一种风尚。
相较于官修史书，私修史书在编撰者个人观点、情绪和认知范围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合撰的《新唐书》相较于后晋官修的《旧唐书》，在文笔流畅和述事统一等方面表现更为出色。而官修史书则在认知范围广度和参考资料数量上远超私修史书，如宋太祖诏令编纂的《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这两部史书虽然参照了大量当朝的文字记录，但前者的史料价值更高，很难判断两者孰优孰劣。
然而，从明中后期开始，私人修史活动逐渐活跃。许多撰史者的专业素养有限，虽然涉及的题材众多，数量庞大，但在抄袭拼凑原始文献的过程中，往往缺乏实地考察，同时夹杂了许多无法证实的轶闻野史，表现出较多的主观臆断。这些因素导致了历史记录的水平参差不齐。明清时期流行的地区修志和家族修谱甚至出现了将历史与传说混为一谈的现象，或者为了自我提升而四处攀附，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历史记载(可参见作者小文《明吏部尚书蹇义生平考》)。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历史本身并无观点，但是记录(解读)历史的人却有自己的观点。当他们开始对历史失去敬畏之心，受到内在情感和外在环境的诸多影响而随意歪曲事实时，他们所书写的历史就不再真实。而后继的读者如果不加辨别地全盘接受这些错误的历史观，就会误入歧途。
回到“司马光砸瓮”的问题，最早记载这个事情的是僧人惠洪。他撰写《冷斋夜话》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故去不足三十年，可以算得上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应该听到过不少司马光的轶事。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惠洪撰文有不少夸诞伪造之处(见《四库全书》提要),说他在同书中伪造多首诗作、事迹(见宋代晁公武《读书志》、陈善《扪虱新话》、许顗《彦周诗话》记载)。加上惠洪一生和元祐党人苏轼、黄庭坚交往甚密，甚至为此两度入狱、发配海南，而司马光是最大的元祐党人，在宋徽宗所立《元祐党人碑》上居于首位，据此怀疑惠洪的记史观点立场不公允，很有可能为司马光鼓吹造假，毕竟历史上同类事件比比皆是。
而《宋史》作为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仅仅用时两年半，这段文字又是基本抄自《冷斋夜话》，很难作为独立证据佐证“司马光砸瓮”的真实性。从上述论证来看，“司马光砸瓮”由于记录(解读)历史的书籍是孤证无疑，孤证存疑；而最早记载此事的惠洪有夸诞伪造、粉饰同党之嫌。因此“司马光砸瓮”的真实性确实难以实锤，无法得出毫无争议的结论。一个收藏家、两个历史学者，都不去追索研读原文、了解原意，或以“俺寻思”的非逻辑推理卖弄一知半解的考古知识，或以“我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认为”的霸总模式让受众放弃分析能力，跟着他的观点走，这样的历史解读者可以信任吗？又会将我们的历史文化传播引入什么样的歧途！
《元祐党籍碑》拓片
第三：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如何科学地开展历史文化公众传播？现代社会信息时代是个文化知识普及的时代，每天刷个不停的网页、微博、小视频，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极大满足了人们在通勤、休息等空闲时间内需要的在不规则的短时间内快速吸取各类信息的需求，快速阅读碎片化信息已经成为公众本能。有研究表明每人每天将阅读174份报纸所含有的信息量，如此大量的信息灌脑，我们似乎能将世界尽收眼底，却也总是感到浮光掠影，深思熟虑的时间越来越少，深度探索的耐心越来越低。
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渠道日益多元化，信息发布成本不断降低，使得有能力、有意愿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人远超前代。然而，随着传播人或意见领袖的专业度和严谨度逐渐降低，以及各种有目的性的信息主动输出，舆论波峰不断涌现，使得受众也难以分辨真假。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发布的各类信息没有经过严谨的真实性审核，而公众更不可能有时间和能力去做这样的事。
这种情况下，多数人习惯于接受二手信息，谁的嗓门大、流量高就听谁的，谁的头衔多、知名度高就听谁的。少数坚持分析判断、实证支撑的人也会由于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而沉默。公众习惯了受到意见环境的影响，更相信占据大众传播过程中多数一方的网络大V、社会公知的知识解读。即使这些信息是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公众也不自知。
那么，我们如何运用历史思维来增强文化自觉呢？首先，要清晰地勾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演绎规律及影响范围。这样可以使我们充满对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自豪感，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这是从事历史文化研究从业者的历史职责和社会职责。
然而，面对已经占据先手的网络大V、社会公知，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呢？这需要我们在传播历史文化知识时，注重真实性和准确性，避免误导公众。同时，我们还应该加强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不盲目跟风，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坚定信念，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网络媒体和大V争夺信息话语权方面，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年。如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公众历史文化宣传模式中，例如高山流水觅知音、酒香不怕巷子深，那么实现目标的道路将会漫长且艰辛。个人认为，作为历史文化学者，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主动向公众传播正确的历史观。
作为专业领域的从业者，或者说“专家”，我们应该高举传承历史的旗帜，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关系，将媒体视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虽然历史文化研究，尤其是考古学研究相较于其他学科属于较小众的，但仍有一些把握住时代需求、敢于发声且专业性强的专业从业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刘志岩@考古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院的许宏@考古人许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于春@考古系大师姐等，他们都拥有大量的粉丝，并且已经成功地进行了高质量的公众传播。
我认为，在传播内容上，我们可以主动蹭热度、迎合公众的好奇心；在文笔文风上，我们可以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适合各个年龄层。然而，在解读发布的信息时，我们必须敢于面对困难，用详实的历史资料引导观众阅读原文，通过客观分析揭示信息背后的真相，用理性的逻辑思维引导公众的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第一时间澄清是非，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研究领域的传播人、把关人及意见领袖的角色。
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可能会在流量渠道上处于劣势地位，社会影响力也不如大V强大，语言表达也可能变得枯燥乏味。这样一来，我们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就很难让公众看到我们的存在，更不用说实现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宏伟目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