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这是我心中的秘密，一直默默地守护着。在人群中，我孤独地走着，他们都没有回头，仿佛我是透明的存在。蒙塔莱在《也许有一天清晨》中写道：“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腊月二十九，是个晴天，刮着北风。我和父亲一起去半塘走差。半塘是一个位于长江边的小渔村，不久前的一场火灾，使它一时间远近闻名。父亲挎着一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沿着风渠岸河道边的大路走得很快。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坂上一寸一寸地变大、变高。
最后，他停在了那个坡顶的大杨树下，抽烟，等我。道路两侧的沟渠中结着冰碴。在起伏丘陵背阴一面的草窠中，星星点点的积雪尚未融化。四下里看不到什么人。灰灰的鹞鹰一路跟着我，时而扶摇直上，时而仰身停翅在云端。当它急速俯冲向下，掠过我头顶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看见它那纺锤般漂亮的腹部以及翅膀上的白斑。一眨眼的工夫，它又借着呼啸的北风，翻转急升，在朵朵新棉似的白云之间，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铁屑般小灰点。
父亲是个好脾气的人。我不时停下脚步，望着天上的鹰，他一次也没有催促过我。等我走到跟前，他顺手折下一根杨树枝，帮我刮干净鞋底和鞋帮上的淤泥，然后蹲下身来，捏了捏我的手，对我说：“得走快点了。一会太阳出来，地上封冻一化，路就烂了。”随后，他忽然冲我眨了眨眼睛，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笑着说，如果我在他脸上亲一口的话，他就让我骑在他肩上走一段。父亲的许诺让我有些吃惊(那时我毕竟已经九岁了),但我还是乐意立刻照办。我跨在他脖子上，双手抱住他的头。有时，我也会淘气地突然蒙住他的双眼。即便在这时，父亲也不会生气。他只是嘿嘿地笑着，装着酒醉一般，跌跌撞撞地在路上扭着秧歌，并威胁我说：“再不放手，我们就要走到池塘里去了。”
在我们当地，父亲对儿子过于亲昵被认为是一件不恰当且有悖伦常的事。通常情况下，父亲会通过呵斥、殴打或视而不见的沉默来向子女传达爱意。然而，凡事都有例外。我父亲在村子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只要不妨碍别人，大家都会听之任之，乐得眼睁眼闭。这并不是说父亲的社会地位有多么尊贵，或者拥有什么特权，而是因为他长年背着一个令人羞耻的坏名声，似乎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正常人”。在过去，村里人都叫他“赵呆子”。当我被人亲切地称为“小呆子”之后，父亲则被尊为“大呆子”，或“赵大呆子”。当然，有时候，人们偶尔也会称他为“大仙”——一半的原因，是父亲“赵云仙”的名字中，有一个“仙”字，至于另一半的原因，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太阳终于在砖窑高高的烟囱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荒树间一点点地浮出来，顷刻间，天地绚丽，万物为之一新。与此同时，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锣鼓声。有一阵子，当“咚咚锵锵”的锣鼓声被肆虐的北风刮得没了声息，我仍能听见村子里传来的鸡鸣。年关将近时，听到锣鼓声，那感觉与平时完全不同。它烘托出了节日的气氛，为本来毫无生气的山川、河流、村舍染上了悦丽之色。我提醒父亲，与我们同属一个大队的窑头赵村也许正在唱花集。父亲想了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那是大队干部在给各村的军烈属送喜报。快要过年了嘛！”
我知道，所谓的“喜报”，不过是一副春联，外加一封由公社统一印发的慰问信罢了。大队干部们敲锣打鼓，来到军属或烈属的家门口，给他们贴上春联，递上粉红色的慰问信，寒暄片刻，猛敲一通锣鼓，就算完事。年年如此。
果然，没过多久，窑头赵村前的池塘边上突然走出几个人来。他们从齐人高的枯苇丛中一个个地闪了出来，在通往外村的官道上走成了单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走在最前面。他们一个敲锣，一个打镲。在他们身后，小木匠赵宝明胸前吊着一面大鼓，系着红绸的鼓槌上下翻飞，他打鼓的章法与他做木匠的手艺一样为人称道。宝明身后跟着朱虎平。他是大队救火会的会长——谁都知道，他们家的柴屋里趴着一尊神奇的水龙。据说一旦发生火灾，那老龙就会发出“呜呜”的悲鸣。朱虎平手里倒是有一面小锣，但他并不怎么敲，而是不时转过身去，与身后一个穿红棉袄的姑娘说笑。这个姑娘，我虽有点眼熟，却叫不出她的名字，似乎来自另一个村庄。
落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不用说，正是梅芳。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梅芳是唯一一个让我深深记恨过的人。尽管我父亲聪明绝顶，加快脚步，但仍未能避免我们在两条大路的交汇处相撞。随着锣鼓声的戛然而止，传来了高定邦那喑哑而威严的断喝：“大仙！”
我感到父亲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两下，立刻停下脚步。“大清早不出工，你们父子两个，这是要去哪儿装神弄鬼？”还没等高定邦发话，他弟媳梅芳就抢先说道。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会如此恨梅芳？原因并非毫无道理。她的话比茅坑里的屎还要臭。俗话说，新开茅坑三日香，可我从未听过她说过一句入耳之言。她看人的眼神，就像用刀子在剜你的肉。
父亲回答得毫不含糊：“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今年八十岁，也是烈属。他是三十夜里生的，今天做九，我们去望望他。”他的脑子里有的是说不完的瞎话，张口就来。听他这么胡编，仿佛世界上真有“驼背老舅”这个人似的。当然，梅芳自然不会相信父亲的话。因此，父亲紧接着马上又补充道：“已经向德正请过假了。”
“你别成天德正长、德正短的，拿鸡毛当令箭！”梅芳冷冷地说。
大概是因为鼻子流血的缘故，高定邦的鼻孔里塞着一团草纸。这使他那张方方的麻子脸更显得凶悍。不过，这一回，他似乎并没有为难父亲的意思。他往前挪了两步，压低声音对父亲说：“你身上有没有带烟？”父亲赶紧从衣兜里摸出烟盒和火柴，讨好地笑着，给他递了过去。在高定邦点烟的那一刻，他弟弟高定国在一旁对父亲打趣道：“昨夜老牛皋犯病了。天不亮我去看他，已经穿好了寿衣，搁在棺材盖子上了。有进去的气，没有出来的气。老哥替他算算，什么时辰归西？”
“高会计说笑了。”父亲不冷不热地支吾了一句，也给他递了一支烟，脸上那副巴结、胆怯的神色略显复杂。与定邦相比，高定国的模样显得斯文清秀一些，白白净净，戴着眼镜。他是我们大队的会计。
“哎，我说大呆子，我们家的那头老母猪，肚子大得拖在了地上，跟你说，连奶头都磨破了。你给算算，来年春上能生多少头小猪？几公几母？”那个穿红棉袄的邻村姑娘也来凑趣。她既然称父亲为“大呆子”，说明他们是认识的。她似乎对自己的玩笑话很得意，笑着捅了一下身边的梅芳。然而梅芳铁青着脸，没搭理她。
父亲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他朝那姑娘看了一眼，谦恭地笑了笑，一本正经地道：“行啊！你把她老人家的生辰八字报一报，我这就替你算算，来年春上，你们家会添多少小口。”
话音刚落，定邦就笑得喷出一股烟来，连嘴里的槽牙都露出来了。朱虎平、小木匠宝明也都咧着嘴笑。父亲给他们送上烟去，他们都欠身道谢。梅芳的脸上尽是鄙夷和不屑，她没有笑。
虽然我不太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有何出彩之处，但当我看见那个穿红棉袄的姑娘在众人的大笑中窘得红了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倒也觉得解恨。这说明，父亲这个人，虽说生性温和、怯懦，但面对公然的羞辱，却也并非总是一味忍让。
等到高定邦吸完了烟，这伙送喜报的人再次打起锣鼓，朝魏家墩方向去了。太阳在不知不觉中升到了枯树之巅。化了冻的田间小路油黑油黑的，又酥又软。父亲拉着我的手，自己走在路的正当中，却让我踩着路边的青草走。如果路的一侧有池塘，父亲就把我抱到另一侧。好在这段田塍小路不算太长。我们穿过一块打谷场，绕过磨坊尖尖的山墙之后，又重新踅回到大路上。
我问父亲还有多远，他指了指眼前那条满是车辙的大道，对我说：“顺着这条大路往前走上二三里，就能望见西厢门的牌楼。过了西厢门，就是东厢门。然后，就会看见一道长长的山墩。山墩中间有一个方方的大洞。穿过大洞，就可以看见一条小河。河对岸有一个乱坟岗，那是这一带有名的狐狸窝。小河上有座石桥，只有一边有栏杆。过了小石桥，沿着河岸往北去，再走上三四里，就能看到半塘村头的那棵大白果树了。那棵树，有六百多年了吧？早就枯死了。听人说，这棵树是东海舰队飞机的识别标，所以不准砍伐。”
“我们能看见狐狸吗？”
“这可说不准。”
“你给算算。”
父亲忽然停下了脚步，回头斜睨了我一眼，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容。他果然扳起手指头，闭上眼睛，表情夸张地算了起来。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用十分肯定的语调对我说：“会看到的。有两只。一只白狐狸，一只红狐狸。”
“真的吗？”
“真的。”
这时，父亲突然毫无来由地将我揽入怀中，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口。随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有点令人费解的话：“办完了今天这件事，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好过多啦！”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父亲大清早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赶往十里外的半塘，似乎并不是去给人算命，而是在办一件足以改变他未来命运的大事。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我父亲是一位算命先生。
根据您的描述，我们当地的算命先生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瞎子或伪装成瞎子的算命先生；第二类是相面先生；第三类是黄雀叼牌算命法；第四类是灵童扶乩。如果我们把走村串巷的测字者、龟卜者、阴阳先生、风水师、画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父亲的幼年时代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乡村环境中。
父亲的算命方式属于第二类，既看相又摸骨。在我的记忆中，他并不忌讳自己的算命先生身份，反而经常在给我讲睡前故事时，讲述关于他师父戴天逵的各种灵异传说，占据了很大比例。我推测，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虚构，只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换取我对他的崇拜。
有一天上午，我们跟随父亲去半塘办事的路上，我问了他一个问题：“老牛皋今天到底会不会死？”本来，父亲可以用“也许”、“可能”或“说不定”等词语来搪塞我，但这次他似乎不屑于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应付。
“哦，牛皋！”父亲说，“他已经死过三次了，对吗？这次跟以前没什么不同。他就是作死。等过完年，你就会看见他好端端地坐在门前，嗑着瓜子，晒太阳。他死不了。”
父亲向一位正在路边捡狗粪的老头打了招呼。两人隔着一片桑林寒暄了几句。老头显然听到了我们的谈话，笑眯眯地看着我，然后感慨地说：“有些人看着要死，偏偏死不了。而另一些人，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说死就死。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一眨眼的工夫，就蹬腿翘了辫子，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啦。”
父亲礼貌地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