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会抑郁到自杀？”这让我想起了我发过的一则犯罪故事，它与人的某种性格缺陷、心态失衡甚至心理隐疾有关。很多人看完故事后会留言与我讨论心理问题，这说明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接受。其中，抑郁症是被讨论最多的一种心理疾病。
一个赞数最高的回答说，“对生活的热爱是心理层面的东西，而‘死’几乎是一种生理冲动。”这是一种间歇性的症状，如同一片盘踞在大脑里的乌云。只要平稳渡过那个危险的时间点，念头就会像是被风吹走了。能够安抚、缓解抑郁的，往往不是讲道理，而是纯粹的关心和陪伴。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个得抑郁症的女孩的故事，她无数次想自杀，都被男朋友救了回来。男友是个老师，为了治好她，像解题一样，研究抑郁症这只“小黑狗”。可是女孩还是出事了。
事件名称：消失的爱人
事件编号：身边的陌生人02
亲历者：蒋述
消失的爱人
蒋述/文
2017年秋天，飘落的树叶将城市近郊的小山染成一片金黄。一个留着黑色长直发，身穿粉红色大衣的女人，就坐在银杏树下，背靠树干，面朝南方，眺望着远方层峦叠嶂的群山。
11月13日，早上8点。一个退休的老人背着摄影器材，出现在山顶。老人举起相机，准备记录秋日美景。在取景框中，他发现了银杏树下的女人。这里景色宜人，却很少有人愿意攀爬40分钟登上山顶。老人想邀请女人看看自己的摄影作品。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发出问候，女人始终不做回答。
老人经过树干右侧，绕到正面。随后发出一声回荡在山间的刺耳尖叫，跌跌撞撞地飞奔下山。透过女人面颊上凌乱的流海，老人看到一张铁青的面容，那上面，布满了暗红的尸斑。女人早就死了。
一个小时前，我还在刑警队赃物返还活动上帮忙。接到刑警队队长的电话后，我立刻拿起勘察车的钥匙，和提着勘察箱下楼的法医汇合，沿着二环向北一路疾行。直通山脚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距离市区只有七八公里，一脚油就到。
站在银杏树下，我环顾四周。附近的灌木无异常倒伏，大部分地面被银杏叶铺盖，无法勘察脚印。我用脚一趟杂草，几只秋蚂蚱四散而逃，蹦得到处都是。拂去金黄的落叶，女尸正前方出现一些半圆形的浅坑——和鞋印一致，应该是女人在蹬地挣扎时形成的。
我们判断，这棵银杏树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女尸看上去有20多岁，瓜子脸上有一对好看的平眉。如果不是那些扎眼的红色点状尸斑，她生前一定非常漂亮。
她的颈部有明显的红色勒痕，左手腕处则有一道陈旧的刀伤。根据尸斑和尸僵的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48小时。她身上没有现金、银行卡，也没有手机、证件等能够直接证明身份的物品。身穿黑色打底衫和蓝色牛仔裤，衣着整齐，没有被性侵的痕迹。除此之外，现场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我绕着山走了一圈，周边的村子没有监控设备，这里地处深山，位置偏僻，那棵银杏树又长在山顶背坡一侧，除了摄影爱好者，很少有人会来这里。当时我怀疑是抢劫杀人，但不明白嫌疑人为何不隐藏尸体。根据经验，无论是偶发、仇杀或情杀，大多都伴有藏尸现象。因为尸体越晚被人发现，嫌疑人脱身的机会就越大。奇怪的是，在这具女尸身上，这一切迹象统统没有。
几小时后，年轻的法医连白大褂都没脱，直接走进会议室来汇报。死者年龄不超过25岁，喉部出血，结合颈部勒痕，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为11月10日下午17点左右。当天，专案组向分县局发出协查通报，并逐一梳理近几个月来的失踪人口、各辖区在夜场从业的女性名单。然而，一天过去，有价值的反馈线索依然没有。我和专案组成员坐在办公室里，感到十分头疼。唯一的线索，只有那条贯穿女尸左手腕的陈旧刀疤。她有过自杀史。
第二天，病理毒理检验报告出来了。法医在女尸的胃溶物中，检出了三环类药物成分。大家对这种药物并不熟悉。我站在一边，缓缓地说：“这是一种抗抑郁症药物，属于处方药。”这种药物我非常了解，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曾患有抑郁症，而她对我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件事我很少向别人提起。
因为我的发言，王队长和所长开始了激烈地讨论。他们担心我会将个人情感投射到案件当中，认为我不适宜接触这个案子，应该马上退出，回派出所上班。但所长坚持让我继续参与调查：“我了解这个小伙子，他内心足够坚强，没人比他更适合这个案子。心结要靠自己解开，否则就是他的一个坎。”
我知道三环类抗抑郁症药物的正规出售途径，全区只有第四人民医院，也叫精神专科医院。隔壁的家属院，被附近的居民称为“精神病大院”。医院位于旧城区，在一条老胡同的最深处。胡同被几棵大树遮蔽，两侧是破旧的平房和自建二层小楼。旧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空中纠缠，垂在行人头上不远处。
“抑郁症治疗科”位于门诊楼二层，办公室窗户正对着严管病区。时不时会听到从那边传来的怪叫声，让人感到极度不适。
在这个科室里，只有一名年近六旬的老医生，正靠在暖气片旁看报纸。他曾是司法鉴定中心精神病鉴定科的大夫，专长并非治疗抑郁症，如今即将退休。
当我们来到科室时，老医生误以为我们又带着精神病患者来找他进行鉴定，便连忙放下报纸。在解释了我们的来意后，他从抽屉里拿出患者登记簿，戴上眼镜翻开厚厚的本子。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科室里的抑郁症患者非常少。第一页都没写满，其中女性仅有五名。
一名初中女生被诊断为焦虑症；三名三十多岁的女人则是产后抑郁症。唯一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老医生还记得她是“挺漂亮的小姑娘”，名叫赵兰兰。
我在“警务通”上查到了赵兰兰的身份。她25岁，是一名幼儿园教师。老医生说她与其他患者都不一样，患有重度焦虑和精神抑郁。
看着照片，我确定那个死在银杏树下的女人就是赵兰兰。她和父母住在区中心的丁字路口附近，距离案发地点不超过七公里。
他们的家是一片砖红色的八层小楼，被称为“科级楼”。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科级领导才有资格分到这里的房子。赵兰兰的父母曾在市审计局和政法委担任领导职务。
我敲响了铁门，拿出警官证。老赵放下手中的喷壶，打开铁门邀请我们进屋。
室内摆放着三合板家具和黄色的木器漆，客厅整洁明亮，摆满了绿植，家具上还覆盖着蓝白相间的布罩子。这显然是上世纪的装修风格。
赵兰兰的母亲从厨房走出来，对我们微笑着，然后回去泡茶。
“一定是为了兰兰的事情来的吧？”老赵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我们老两口为她操心了大半辈子，麻烦学校，折腾我俩，现在又闹给了你们。”
所长掏出香烟，递给老赵一根，自己也点燃。老赵沉默片刻后说：“有事儿您就直说吧。”
所长尽量委婉地告知老赵，两天前，他们在山上的银杏树下发现了赵兰兰的尸体。空气顿时变得安静而沉重。
赵兰兰的母亲泪如泉涌，老赵抽烟的手颤抖着。屋里只剩下抽泣声和香烟燃烧的声音。
过了许久，老赵终于开口说话。他记得上周五中午，老两口最后一次见到女儿。当时她要出门逛街。
我提出想看看赵兰兰的微信朋友圈。她的微信头像是日本卡通形象“轻松熊”，棕色圆脸上两个豆大的圆眼睛非常可爱。
2015年以前，赵兰兰很少发朋友圈。然而最近两年，她只转发了一些微商朋友的截图和一些幼教短文。
朋友圈里关于她生活的内容，只有年初去日本旅行的九张照片。照片是在日本北海道拍的，有雪景、美食、神社入口的高大红色鸟居。其中有一张合影，两个年轻人很夸张地笑着，身后是神社和古树。照片上，赵兰兰身边的小伙子高而白净，面庞瘦削。他穿一身黑色大衣，梳着油头，戴黑框眼镜。小伙子叫袁超26岁，是赵兰兰的男朋友。
赵兰兰生前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经常会失踪一两天，等情绪好了再回家。时间一长，老两口也习惯了，不是每次都出去找。城区所长是老赵的老部下，有时老赵会找他帮忙查行踪，但大多数时间都是一无所获，与其说是帮忙找人，倒不如说是老部下在安慰自己。抑郁症真的是个非常折磨人的病症，不止折磨自己，也折磨着家人，时间一长，亲人的习惯和厌倦随之而来，带来更大的伤害，老赵也不好意思总去麻烦人。只有袁超，始终坚持在她消失时，不离不弃地寻找。
在这一点上我深有感触，曾经有一年的时间，抑郁症始终是横跨在我和女友心中的坎，但她不提我也不说，两人在这种默契中度过每天。她总是说：“我真的没事，你怎么比我还愁眉苦脸？”
我承认，一开始我对赵兰兰父母的态度非常不快。虽说抑郁症很折腾家人，督促吃药、忍受脾气，多年如一日的确很辛苦。但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亲人的支持，而不是亲人去对外人诉苦。但当时室内的气氛悲戚，我也如鲠在喉。征得同意，我们进入了兰兰的房间。这是一间少女风的卧室，床单、床垫、枕头都是粉色。黑色实木书桌上，有一个helloKitty台灯、一台电脑、一个蓝色日本平安符。书架上有一些专业课本和世界名著，书脊上落了些灰尘，看样子很久没动过了。在书架边缘，放着一个药盒——盐酸阿米替林片。我打开看了看，默算了用量和开药时间，服用情况正常。
出门时，老赵欲言又止：“袁超那边，能否先瞒一瞒？这事我们和他说。”老两口把袁超当亲儿子看。我也有点担心，袁超知道女友遇害时的状态。
赵兰兰小时候，父母的工作很忙，他们送女儿去寄宿学校念书，只有周末回家。高一时，班主任打电话来，说无论如何要和老赵谈一次话。老师说，赵兰兰成绩一直不错，但情绪很不稳定。脾气像爆竹一样，一点就炸，经常为了点小事，和同学吵得不可开交，然后躲在被窝里哭，很晚都不睡。她甚至在课堂上和老师吵架，边吵边哭。同学私下说，赵兰兰得了精神病。
老两口吓坏了，女儿赵兰兰去四院检查。医生诊断她患有早期抑郁症，但暂时不用药，先换个环境，观察有没有好转，再决定如何治疗。
转学后，赵兰兰很少有大的情绪波动和失眠，平安无事地考上了省会的师范院校。然而上大学后，她的抑郁症又发作了。赵兰兰经常失眠，总带着黑眼圈出现在课堂上。她总和室友说自己没有用，是可有可无的人。有一次她不小心把室友的杯子碰倒。熄灯后，在床上毫无声息地哭了整夜，对面床的姑娘，也担心了整夜。让人不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寒假。第一学期结束，赵兰兰有多门课没及格。老赵从辅导员嘴里，又一次听到了高中班主任说过的话。而且辅导员担忧地说，连室友们都看得出来，赵兰兰想自杀。
这次，医生建议长期服药，控制抑郁情绪。把学业完成，毕业后有充足时间在家治疗。毕业后，老赵托老同事把赵兰兰安排进了区幼儿园当老师。“孩子在一起玩闹，对她的病有好处。”
年初，赵兰兰和袁超去日本旅行，玩得很高兴。老两口一度以为，在袁超的努力下，女儿有了好转。却没想到，上个月赵兰兰割腕自杀。
“小袁是个好小伙，没有他，上次兰兰很难挺过去。”赵兰兰母亲说，“为了兰兰的病，袁超没少花心思受罪。”警综平台上有一条关于赵兰兰的出警记录。10月1日，赵兰兰曾在袁超家割腕自杀。袁超报警后，派出所民警帮忙把赵兰兰送到医院。此外，袁超还有一个被报警的记录，起因也是赵兰兰自杀。他租住在杏花苑小区。房东听说房子里差点死了人，要求袁超搬家。袁超说话轻声细语，就是不同意搬家，还搬出《合同法》。房东说不过袁超，就报警。警察赶到时，矮胖的房东和瘦高的袁超站在楼下。房东一脸无奈，袁超很有礼貌。最后，与其说是民警从中调解，倒不如说是袁超把房东说服了。
袁超的冷静和涵养给那天出警的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年前，袁超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追到了赵兰兰。那时两人在教师联谊会上相遇，袁超对带着忧郁气质的赵兰兰一见钟情。像拒绝其他人一样，赵兰兰拒绝了袁超的追求。她对袁超说：“喜欢上一个人就是失去他的开始。”她觉得，自己只会让对方伤心。袁超丝毫不在乎一次次被拒绝，变着法哄赵兰兰。他对赵兰兰说：“也许别人不理解你，哪怕你下一秒就会离开，我这一秒也要陪你。”2016年冬天，两人在一起了。
袁超在高中教物理。老家在省北部的产粮区，父母是种粮大户。
在一所高中部，有近一千名学生，但由于师资紧缺，教学压力极大。袁超作为一位物理老师和数学老师，还会帮忙代课其他学科，深受校长的器重。然而，校长觉得他有两个毛病，让人难以理解。一个是“杠”；一个是上班太随便。
“说杠吧，不太合适，但好像比执着的程度要深。”校长说。袁超上课时，遇到解不出来的题，就把学生晾在一边，独自和题较劲，以至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围观他“解谜”。有个外号叫“觉主”的学生记得有一次物理课，自己趴下睡觉前，看见袁老师用左胳膊托着头，趴在讲台上低头算题。两个小时后，“觉主”饿醒了，抬头一看，袁超还保持着解题姿势。教务组领导批评袁超，他不在意，笑着反驳，“我就这点认真的小毛病，校长不会说什么的。”时间久了，学生们给袁超起了个外号叫“老杠”。
袁超上班很准时，没课时却经常从学校后门溜走。甚至有时候，袁超会突然让学生自习，自己急匆匆走掉。后来大家才知道，袁超是去幼儿园找女朋友赵兰兰。一天，我和所长从赵兰兰家出来，打算去幼儿园了解情况。所长在车里对我说：“一会见到幼儿园园长，你和她说案情吧。我不想再说一遍了，太难受了。”看过老两口伤心的样子，我俩心情都不好。见到幼儿园园长，我介绍了案情，除了没有说明赵兰兰的病情。死者为大，而且这是她的隐私。园长对赵兰兰印象最深的事，是袁超锲而不舍的追求过程。
在教师联谊会相遇后，袁超几乎每天都来幼儿园找赵兰兰。其他老师开玩笑，让袁超调到幼儿园工作。袁超笑呵呵地说调来了只会去兰兰的班，“你们同意不？”赵兰兰人际圈子非常简单，除了同事和家人，就只有袁超这个男朋友。在幼儿园也一无所获。准备开车回去的时候，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小朋友们都回过头，好奇地看着我们。
在刑警队大门口，我迎面看见袁超搀扶着老赵两口子向外走，三人走得很慢。上午见老赵时，我觉得他身材魁梧，这才过了几个小时，他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像一只瘪了的篮球。袁超还穿着和赵兰兰去日本旅游时的黑色大衣，他摘了眼镜，眼眶发红、眼窝深陷，瘦削的脸上一副憔悴疲态，好像几天都没睡觉似的。
和赵兰兰在一起的一年时间里，袁超几乎成了半个心理学家，他努力想帮助赵兰兰康复，甚至有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赵兰兰发病的时候，彻夜难眠、痛哭流涕，袁超成宿地陪在她身边。
赵兰兰突然失踪的几天，让袁超寝食难安。他总是虚掩着门，整夜不敢熟睡。第二天一早，他会先去赵兰兰家询问情况，还会带上早餐给两位老人，帮忙做家务。一切安排妥当后，才去学校上课。
当赵兰兰愿意出现时，袁超会丢下学生，迫不及待地出现在她面前。他对赵兰兰的事都非常关心，甚至为她购买抗抑郁症的药物，每次都是亲自去四院开药方。
四院破旧不堪，也是人们眼中的“禁忌”。病区楼的窗户用钢筋和铁丝网防护住，不时有警察或医生捆着正在发作的精神病人，经过三道铁闸门送入病区，把路过的人吓得心惊肉跳。袁超说四院这种地方，兰兰去得越少越好。
赵兰兰尸体被发现的次日午后，她仍然躺在解剖室里，身上覆盖着白布，黑色的长发从床上垂下，无法解答这场离奇死亡。我们试图寻找她的手机，但始终没有在市场上找到。图侦提供了11月10日出事那天的监控画面。
下午1点30分，赵兰兰穿着粉色大衣、蓝色牛仔裤，走出“科级楼”小区，与袁超在步行街见面。下午3点，两人回到科级楼小区路口。路口的监控摄像头背靠“科级楼”，朝南。两人往北走，消失在监控画面中。下午5点多，袁超独自出现在监控中。他回家时路过学校，进去拿了一本书，然后返回自己的住处。
“你们打算拿这个来给局长汇报？”王队长皱着眉头问道。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我们都不敢出声，只听到鼠标点击的声音和翻阅卷宗的声音。虽然局长还没有来，但可以想象到一会儿他狂风暴雨般的质问。
王队长突然发问：“赵兰兰和袁超下午3点多消失在监控里，袁超下午6点多回家。你们没想过吗？三个小时！他们干什么去了？你们都没怀疑过袁超？”之前我们一直在按照抢劫杀人的方向侦查，王队长提出的方向并非没有可能。但我们不愿怀疑袁超，觉得他不可能对赵兰兰痛下杀手。
“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没有吧。光时间上说得通，其他地方也说不通啊。”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说，“下午袁超还陪着家属来问案情，如果是他，这什么心理素质！”
袁超陪老两口来刑警队时，坐在沙发上一直低头用手捂着脸。不少民警都看到，他表情木然，右手袖子上还蹭着粉笔灰，应该是知道消息后，匆忙从课堂上赶过来的。
“他要是心虚跑路倒是好办了。”王队长中和意见，想到了折中的方法——等赵兰兰的手机出现。14日深夜，步行街一片漆黑，只有刑警队的楼灯亮着。
宿舍里挤满了人，办公室也铺上了行军床。专案组成员因案件未破而无法回家。有人在宿舍打牌，有人躺在床上玩手机。更多的人则聚在办公室，翻阅卷宗，讨论案情的各种可能性。
讨论持续到了后半夜，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始终是争论焦点。袁超是赵兰兰生前最后的关系人，他的嫌疑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但我们却怎么都无法给他杀人的动机找出合理的解释。多数人始终觉得，袁超最不可能杀人。
大家不是同时睡去的，但是凌晨2点，所有人突然同时醒来了。大家披着警服，冻得抖抖嗦嗦，日光灯亮得刺眼，大家眯着眼，哈欠声在不大的会议室里回响。王队长顶着鸡窝一样的头发，披着多功能警用大衣，向我们宣布：“技术刚打电话来，赵兰兰的手机开机了，位置就在袁超家。”
队长发布命令，半夜破门风险大，人容易“惊”。先去几个人到袁超楼下蹲守。其余人好好睡觉，早上去逮这小子。楼下的警车发动了，听着汽车引擎声，我躺在宿舍铺上，彻底睡不着了。
自己的往事和这几天经历的案情交织在一起，在脑海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现场没有手机和钱，抢劫杀人合情合理，手机一定会出手并重新开机，但是为什么在袁超家？他可是赵兰兰唯一的精神支柱！虽然说不通，但是袁超的嫌疑陡然变大，不管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对这样一个抑郁症女孩下手，还留下一对伤心的父母，单凭这点，他就该死！我也想下楼一起去袁超家楼下蹲守。所长冲我喊了一声：“你就在这好好睡觉，明天抓人我带你去。谜底就交给你解开了。”
早上7点，天刚蒙蒙亮，我从枪柜里取出自己的配枪，顶上了膛火。站在楼下，我抬头看着位于二层的袁超家。屋里的灯已经亮了，厨房排气扇冒出缕缕炊烟。抓捕组轻手轻脚地上了二楼，意外的是，门竟然开着。
不大的客厅里站满了警察，袁超则穿着厚厚的蓝色栽绒睡衣，已经梳洗整齐，正站厨房的灶台旁烧水。“你们比我想象中来得快，我本来还想烧水洗个澡，现在只能泡茶了。”袁超平静地说。仿佛闯进家门的不是警察，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所长拿出刑拘正，像是怕吵醒邻居，轻声说：“小伙子，跟我们走吧。”
袁超丝毫没有束手就擒的意思，他扭头看了看我们，也许是注意到了我腰间的手枪，他左手握住了灶台上的厨刀，转身面向我们。我心中一紧，身上冒出冷汗，把右手放在了枪套上。所长用力握住我放在枪套上的手，面对袁超说：“事已至此，何必呢？”袁超放下厨刀，把手抬到胸前，从厨房走了出来。同事马上给他上铐，搜身。
坐在车里，我琢磨着所长那句“事已至此，何必呢”，感觉是说给我听的。所长点了一根烟递给我，让我把枪交给他。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有些机械地抽了两口烟，把手枪交出。所长卸弹匣，退膛，收枪。
“你给我去会议室。”在会议室，所长把我的手机拿走，放在抽屉里，“现在开始，在这坐一小时。”我默默坐着，大脑一片空白。所长是对的，虽然抓捕重大案件嫌疑人可以携带并依法使用武器，但在这次行动中，我明显带上了个人色彩。
我喜欢着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姑娘，所长知道，我会痛恨袁超这样的人，有可能在必要且合法的情况击毙他。但是掺杂个人意愿的行为即使合法也不能算对。袁超应该得到审判。而我作为执法者，应该知道要做什么，不能借法律之手杀人。
一小时后所长进门：“想明白了？”“明白了。”“干活还是放假？”“干活。”“那去吧。”“警官，你枪毙我吧。”我走进讯问室，刚拿起笔录，还没来得及看完文头，就听见袁超求我杀了他。
袁超被捕后，很快就向审讯民警承认了罪行，却迟迟不肯在笔录上签字，非要找我聊聊。我抬头看了眼袁超。他发型整齐，鼻子上端正地架着眼镜，穿一套厚厚的蓝色裁绒睡衣，四肢被紧箍在讯问椅上。
袁超始终维持着斯斯文文的状态，看上去很难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他似笑非笑的神情里透着挑衅：“其他人都想套我话，只有你想打死我。”
“如果我没猜错，不是你自己有抑郁症，就是你家人有。”袁超叹了口气。袁超的每句话都十分抓眼，好像坐在讯问椅上的是我，不是他。“警官，你也不用端着，其实我见过你，咱们好好聊聊？”
“你怎么认识我？”我主动问他。他的回答让我意外。发现赵兰兰尸体那天，刑警队大院正在举办侵财案件打击专案的退赃大会。院子里乱哄哄的，被叫到名字的人去登记领物。那天袁超也在现场，就站在公示栏前。
“退赃大会，你接了个电话就上楼了。”
“你杀了人，还敢去刑警队里看照片？”
“我就是想记住上面的脸和人名，看看最后是谁抓了我。”
“你不是想和我聊聊吗？”我打断袁超。袁超突然说：“我真的很爱她！”语气就像面对一个老朋友，而不是警察。他的目光游离到屋顶，身体想靠在讯问椅上。说完这句话，他失去了刚才的气势，看起来放松了很多。
袁超说，那次日本旅行后，赵兰兰的病情好了一点。虽然还会反复，但她坚持吃药，加上自己的陪伴，病情暂时控制住了。暑假，袁超打算回老家看父母。
赵兰兰开始感到不安，担心袁超会离开她，而她无法接受这种被抛弃的感觉。袁超提出一起回家，但赵兰兰觉得她现在的样子根本无法面对袁超的父母。袁超陷入两难境地，最终决定不回家了。然而此时，赵兰兰已经认定自己是袁超的负担。
赵兰兰不断地抱怨：因为自己，袁超不能回家看望好久不见的父母；因为自己，袁超在学校引起同事的不满；因为自己，袁超经常顶着黑眼圈工作和生活。转眼到了国庆节，袁超依旧没敢回家。而此时的赵兰兰，却已经陷入“死胡同”。
10月1日上午，她在袁超家里割断了自己左手腕的静脉。袁超接到幼儿园园长打来的电话，说赵兰兰没有来参加国庆活动。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家，推开浴室门。赵兰兰面色惨白地侧卧在浴室里，不省人事，左手腕正在往外流血。她的右手边，扔着一把刀。
浴室地板上，已经浸染了一片血迹。袁超吓坏了，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120、119、110三台联动，派出所民警先赶到了现场。袁超用手捂着赵兰兰的伤口，身上沾满了血，努力和她说话，不让她失去意识。
民警从单警装备里取出急救包，用无菌纱布覆盖赵兰兰的伤口。纱布很快被暗红色的静脉血浸透，民警又用止血带扎在赵兰兰的手臂上。120终于赶到袁超家，医生拎着软担架上楼，把兰兰抬进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袁超坐在救护车里，一边哭一边和兰兰讲话。
他一个人坐在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上，头垂在两腿之间，双手捂着脸，衣服被染红，眼镜放在一边。他好像根本听不到四周发生的事，眼泪一颗颗砸在地板上。我相信袁超那句“我真的很爱她”没有说谎。
在勘察袁超家时，我们发现很多打印好的A4纸，用长尾夹分门别类整理好，上面全是治疗抑郁症的资料。他怕赵兰兰多心，把这些资料锁在抽屉里。抽屉底部，躺着那两张飞往日本的机票。赵兰兰的手机放在袁超的床头，里面最多的就是两人的合影。
那次自杀未遂后，赵兰兰虽然被救回来了，但袁超却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他觉得压力已经超出自己承受的范围。一个奇怪的念头开始在脑海里徘徊：“也许，她活着是一种负担，死亡才是解脱。”
当袁超第一次想到这个念头时，他被自己吓了一跳；然而这个想法却不断在滋长。“她那次自杀未遂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什么都做了，还是无法治好兰兰，她还是铁了心要寻死。我们在一起真能有未来吗？”袁超专注地想了很多事，如同他在课堂上抛下学生独自闷头解题一般。
他给自己和赵兰兰解出了答案：无论赵兰兰自杀还是和他分手，最终都会死去。
袁超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姿势，始终仰头看着天花板。我以为他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流泪，或者是不想再面对我的讯问。
“但我根本做不到不想她，我放弃了抵抗。即使被抓我也认了，我要再看她一眼。”袁超仰着头说。
杀死赵兰兰的第五天，袁超忍不住打开了她的手机。他马上反应过来，自己离落网近了一步。
知道早晚被抓，袁超特意查了看守所的规定：不能穿有硬物的衣服；衣服上不能有金属纽扣、绑绳；鞋子不能有鞋带、皮鞋不能带铁鞋弓。
他提前都给自己准备了厚睡衣、棉鞋、还有一叠100元的票子。这一套东西整齐地放在他家的茶几上。
讯问途中，“探长”老杨进来接手。老杨进去没多久，拿着笔录朝我走来说，“有些地方不仔细，到底是激情杀人还是有谋划？低级错误！”
我跟老杨再次走入审讯室。
老杨坐下，直勾勾看着袁超，像看猎物。袁超被看得有点发毛，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警官，该说的我都说了啊，铐得这么紧，什么时候去看守所？”
“你勒兰兰的时候紧吗？”老杨淡淡地说。
袁超一愣，没有回答，又仰头盯着天花板。
“兰兰挣扎了吗？挣扎了多久？她有没有扒开你的胳膊？你到底是爱她还是害她？”老杨大声发出一串问题。
袁超急促地呼吸，“没有，她没怎么动弹，就那样发生了。”
“不对吧？地上都是兰兰蹬出来的痕迹，看得出她在挣扎，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很痛苦吧。你就这么狠心？明明一松手就能放过她。”
袁超开始回避，“我记不清了，当时脑子一片混乱”。
“你们怎么去的，这地方走路起码快一小时吧，为什么不坐车？你最后陪她的路也是一条黄泉路，六七公里啊！”
袁超听到“黄泉路”的时候，明显颤动了一下，但是没有回答问题。老杨轻描淡写地说，“她也许只是晕过去了，你这一走，她一个人在荒山野岭就这么死了，你可真残忍，真不是人。”
“不可能！不可能那样，操！”袁超的表情开始扭曲，大口喘着气说。
“你凭什么就说人死了！你倒是说说看！”
“因为她已经凉了！”袁超大声哭喊起来。他的面具终于摘下了。原来是这样，袁超把念头变成了计划。他事先计划好，约赵兰兰去山上，就是为了杀死她。那里确实是他们经常散心的地方。清晨的山下有早市，到处是摆摊的小贩和晨练的人们。中午一过，路上就很少有行人了。当天袁超选择步行，他担心因为乘车会留下线索。步行就不一样了，那一路的人行道没有监控，附近的人也不会在意两个散步的青年。
袁超在银杏树旁待了很久，看着靠着树干的赵兰兰，试图拉她起身，却发现她已经冰凉。他冷静下来，将赵兰兰身上的物品拿走，伪造成抢劫杀人现场。但他无法将赵兰兰藏在荒草中，让她与蛇虫鼠蚁为伴。尸体就这样靠在银杏树下，远远地看去，就像一个女人久久遥望着远方。
回到家，袁超难以置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几天来过得非常痛苦。睡不了多久就会惊醒，醒来时又觉得是在做梦。有时，他骗自己赵兰兰并没有死；有时，脑海里冒出想回银杏林看看的念头，却又不敢。
袁超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置备好了看守所的衣物和应付审问的说辞；另一方面，正常去学校上课，去赵兰兰家问候老赵两口子，甚至去刑警队门口张望。就这样灵魂出窍似的过了几天，直到今天凌晨他打开了赵兰兰的手机，看着看着意识到：“完了”。
彻底睡不着的袁超干脆熬到天亮，哪也不去，等着警察上门。袁超之所以要求和我聊，是觉得我和他有相似的经历，希望我能理解他杀人的动机。被送去看守所那晚，袁超又提出想让我送他一程。我拒绝了：“和你多待一秒，都觉得恶心。”
我不能理解袁超，希望他接受审判，执行死刑。“可我不认为自己会判死刑，你输了。”袁超的表情又恢复了平静。不久之后，赵兰兰父母和律师造访了王队长办公室。他们落座之后我才发现，老赵不再像个退休老干部，倒像一个长期酗酒萎靡不振的酒鬼。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审判程序是漫长的过程，这对饱受丧女之痛的两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半晌，老赵说：“即使判袁超死刑，兰兰也活不过来了。人老了，经不起这样折腾，袁超本性不坏，他对兰兰好，我们都能看出来。他经常说以后不管和兰兰如何，都会把我们当亲生父母。”
老赵说不下去了，律师把老两口写的材料递给王队长，我瞟了一眼，是谅解书。所谓谅解书大意也就是案件情况，赵兰兰的病症是诱因，她的病把老赵以及袁超折磨得精疲力尽，袁超算是一时糊涂，情绪失控做了傻事。他们觉得袁超本质上不是一个恶人。女儿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袁超要随着一起消失，他们不忍心让另一个家庭也承受丧子之痛。
我听不下去了，起身和王队长打了个招呼，离开了办公室。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阳光斜斜地撒在院子里，刚巧没有覆盖到一楼大大小小讯问室。袁超这个案子，带给我的，只有令人打颤的寒气。“真他妈的讽刺。”我骂了一句，头也不回地开车离开。
018年12月24日，我在省城出差办理一起案件。晚上，在宾馆里，教导员发来一张图片和语音：“小蒋，你看，晚上我们去教堂做平安夜安保和消防检查，老赵夫妻开始信教了。”我回复：“这样也好，可能是精神寄托吧。”
回去之后，教堂的老牧师告诉我，其实老两口来这里快一年了，赵兰兰的母亲加入了唱诗班，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能看到她。袁超临去拘留所前，对我说的“你输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不会得到答案，但还是忍不住问牧师：“他们忏悔些什么呢？”
▲心理学上有一个“小飞虫撞窗”的比喻。飞虫在车里试图飞出去，但车窗挡住了去路，它一再地撞击车窗，无功而返；其实，另一侧的车窗却是敞开的，只要它能允许自己停下来，掉转方向，就能轻易地从敞开的车窗飞出去。可大多数飞虫都宁愿在同一面玻璃窗上撞得晕过去，也不愿选择另一面。有人用这比喻抑郁症病人，比如赵兰兰。我觉得，袁超也是如此。
袁超面前有一扇关着的窗——兰兰的病。这是一道他解不开的题。他无法接受失去兰兰，更无法接受的，是“解题失败”。可兰兰作为一个人，一个抑郁症病人，她需要真正的治疗，而不是像个问题一样“被破解”。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插图：@Leon_Lee李万欣记得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