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衍淮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和气象教育的奠基人。
刘衍淮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气象生之一，曾在北大理预科学习。1927年，他参加了西北科考团，并在考察结束后于1930年4月经由苏联到达德国，进入柏林大学(今柏林洪堡大学)攻读气象、地理与海洋等学科。1934年，以德文论文《中国东南沿海气候与天气之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刘衍淮一生在相关学术领域开设过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地形学、海洋学、数理地理、地图学、区域地理、地球科学、地球物理等课程，其气象和地理研究的领域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北和台湾两个地区，这与他早年的西北考察和晚年在台湾从事教学科研相关。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The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是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19世纪以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腹地成为人类征服全球地理盲点最后的探险地带，世界各国的探险队蜂拥而至。在这一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一直缺席。直到1926年，当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带着汉莎航空公司(Luft Hansa)为开辟欧亚空中航线而进行气象考察的任务前来北京时，中国学术界对于无视中国主权的协议群起反对；经过激烈的谈判，一个由中外团员平等合作而共同组成的科考团终于成立，并于1927年5月9日首途，奔赴茫茫的大西北。历时八年之久的考察，是世界探险史上的奇迹；组织如此庞大的考察团体，也是斯文·赫定历次个人探险史上唯一的一次。其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考察的地域也非常广泛，涵盖了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多个省份。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次史无前例的科学考察也为我们留下了协力创新、走向世界的重要经验，增进了我们自身对中国西北的人文、地理环境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为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技知识与科学思想做出了贡献，也为在新旧交替的转折期的中国培养了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意义深远 。
0年前，中国西北科考团的考察活动还处于“正在进行时”的状态。斯文·赫定撰写的一系列图文并茂的游记就吸引了世界的眼球。他的《长征记》等著作，都根据当时的日记、书信等素材，在八年考察中不失时机地结集出版，赢得了万众瞩目。但不久，因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得该书有所忌讳。斯文·赫定后来还对八年考察做过全景式的记录，即英文版的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它在1990年代被翻译为中文版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和其他“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的著作一起，在西北科考团的影响沉寂六十多年后，在中国再度引起了轰动。
科考团外方成员的科学考察成果，从1937年起，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成书，先后出版了11大类56卷报告—《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报告集》(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其中也包括了《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系列的报告，充分体现了这次考察在中亚探险史上的终极成果。
参加中国西北科考团的中方团员第一批10人、第二批5人，因为随之而来的战乱，他们的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而是以各学科专著或论文的形式分散发表。以日记的形式对考察行程做出全景式记录的，当时只有中方团长徐炳昶(1888—1976)在考察归来不久的1930年，在鲁迅的敦促下，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记》。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这部三卷本的日记记录了他在1927年5月至1928年冬总计20个月的考察全程。
您好，以下是我对您提供的信息进行的重构：
此后公布考察记录的，有袁复礼(1893—1987)和黄文弼(1893—1966)两位先生。中方代理团长袁复礼是杰出的地学家，也是在西北连续考察时间最长、获得采集品最多的工作者。他在归来后的1937年就撰写了《蒙新五年行程纪》三卷，却被杂志社将新疆考察的第二卷丢失了，只留下往返行程的记载，而正式发表的只有抗战期间刊出的第一卷，是1927年5月至1928年3月从北京前往迪化的部分。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的返程部分，有1937年的油印本，直到2005年才收入在《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中正式发表。袁复礼晚年还撰写了《三十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查团》的长文，对丢失了的新疆考察行程纪略作弥补。
黄文弼先生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他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抗战前后完成了代表着新疆考古里程碑式的“三记两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成就了他“新疆考古第一人”的荣誉。他在西北科考团期间撰写的完整日记，历经浩劫之后，于1990年由其哲嗣黄烈先生整理出版。这部日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国西北科考团特别是西北考古筚路蓝缕时期的窗户，西北科考期间中国团员艰苦卓绝的考察情景，得以历历在目。
以上三位中方成员的行程日记，对我们了解20世纪前期这次重要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和进行科考团学术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唯一的遗憾是北京大学气象组四人没有见到相关考察实录公布。
您好，根据我的搜索结果，中国西北科考团的气象观测是该团队的核心项目之一，而刘衍淮先生则是随团担任气象观测生的人员之一。他记录了近三年的西北考察行程，其中既有严谨细致的气象记录，也有敏感丰盈的万千思绪，既有西北塞漠的风情百态，也有前辈学者的精神风貌。
我发现有两部与此相关的出版物：
- 《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
- 《他乡月明——走在中国十五年(1935-1949)》
您好，根据我所找到的信息，刘衍淮的西北科学考察日记已经整理出版了。这份35万字的珍贵日记，是九十多年前西北气象考察的观测实录。其中包括11册已经泛黄的空白笔记本上记录了将近600页、35万字的日记，记录了1927年5月9日从北京出发到1930年4月19日抵达柏林的行程。几近三年的考察岁月，无一日间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