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提到，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只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及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辽东战役是明代生死存亡关头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几度损兵折将之后，明帝国在东北地区的藩篱尽失，自此再也无法获取主动，以后增兵增饷、计亩加派再也无法遏止。内部则农民暴动，朝中党争愈烈。至朝代覆亡为止，当中只有每况愈下，从兹更无复兴的趋向 。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明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始于1618年。在这场战争中，明朝派出大军反击，这就是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是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以及萨尔浒附近地区大败明军四路进攻的反击战，是明朝与后金辽东战争中的战略决战 。
在满洲资料中，关于萨尔浒战役的描述往往沿用了明朝方面的传言。这些传言称对方有兵力20万，而满洲方面则以弱敌强、以寡胜多的原则，按照一般习惯对敌方兵力进行了夸大。实际上，在萨尔浒战役中，满洲方面称杜松率众6万，但明廷派往该路的监军御史呈奏杜松所领只有25,000余名。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加上所谓20万兵力，那么杨镐所率领的兵马仅为83,000人。再加上朝鲜所派兵和叶赫一部参战兵员，其总数也难以接近20万。
努尔哈赤自称八旗兵马有10万骑兵。在杨镐各路兵败之后，满军于当年七月攻占开原，出动了4万兵力。这是满军首次进行攻城战，全力以赴。因此，这4万兵力可以表现出满洲军队的整体实力。在击败杨镐军后，努尔哈赤曾用犒赏的方式给予220个“牛录”(骑兵连)。每个牛录有编制数300名士兵，220个牛录应共有最大战斗力66,000人。
萨尔浒战役中，满洲军队仓促动员，兵马到达后立即投入战斗。从上述情况来看，在战斗最高潮时，满洲军队可能投入了5万至6万人，但并非经常如此。因此，在纯粹的数字上，明朝军队仍占有优势，但并不像外传的那样严重。
需要说明的是，在战场上，满洲军队往往会集中兵力，在局部数量上保持优势。然而，他们的记录通常会高度估计对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这大概是为了炫耀战功，不能放弃以少胜多的战略立场。
杨镐的攻略计划是从北到南兵分四路，马林、杜松、李如柏和刘綎各称“主将”，每路都有出发城堡地点。然而，计划并未明确指出每路的攻击目标，只称各自的任务分别为“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马林原本计划从三岔儿堡出发，但在得到批准前经由靖安堡出兵。然而，在攻击发动前夕，马林又请求按照原案从三岔儿堡出发，也被批准。因此，日后马林两路遭遇敌军时，彼此之间相隔仅数公里，但由于浑河的阻挡，杨镐未派遣前锋部队，也没有控制总预备队。尽管如此，明朝后方重镇如辽阳、广宁仍由专将专兵把守。
从军事角度来看，杨镐的攻略计划成功的机会甚微；统帅没有派遣搜索部队，敌情始终不明；也没有明确指定左翼主攻、右翼辅助，而是平行并进。四路主将各自为战，战线长达300公里；自部队开进后主帅就失去了掌握力，直至兵败之后，杨镐才得知部队已经与敌军接触。
明军攻势可谓“外线作战”，显然以敌都赫特阿拉为目标。此时努尔哈赤如采取被动，明军可望合围，否则即集中兵力兼程猛进，不顾对方野战军之出处，先以雷霆万钧之力夺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肤公。再不然则依赖数量上之优势，不计时日，各路稳打稳扎，一面以守作攻，逐渐缩小其包围圈，亦应向各主将剀切表明统帅企图，指定中间预定之到达线。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歼灭敌之野战军，更当加强纵深配备，注意侧翼行动，不能赋予某路任务为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来明军缺乏参谋业务，只依袭故智，一面夸张兵力，一面构成张布罗网、四面合围之形象，希望对方未战先怯，望风瓦解。但努尔哈赤久经征战，非杨应龙可比拟，亦非丰臣秀吉手下诸将所能比拟。 满洲资料表示，努尔哈赤见到明军燃点火炬，夜间行军到达攻击准备地点，即利用满军骑兵之机动性，无时无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暂时的数量上之优势，遂行各个击破，实际以攻作守。终全战役，其都城以极少之守军防御...
杜松于四月十四日在苏子河汇入浑河附近渡河。当时浑河水势湍激，随从之炮车营未及渡河，他亦未察觉。渡河之后，明军连克满人所设栅寨二处，俘敌14名，尚在继续前进中突然遇伏。仓促之间将士拟占据当地山巅，不料清兵亦于附近设伏，因此失去主动，双方鏖战之后，此路主将及副贰人众等全军覆没。
以后杨镐至北京之报告将“违律丧师”之责任完全推付于杜松本人，称其冒险贪功。《明史》亦根据官方解释，谓其行军“日驰百余里”。渡浑河时水深流急，“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
杨镐给予各路之通令，尚存《明实录》中，内称“各地信地距奴地城寨计道远近定出兵日期。如违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将以下领兵官皆斩”。当官兵于三月二十六日在辽阳集合誓师时，即推出去年作战“在阵先逃”之指挥一人(有如今之旅长)当众枭首，所以统帅之行动先已造成迫不及待之气氛。杜松所授予之行军日期为四月十四日。所部于十三日夜间启程，翌日军覆。所以《明实录》编者加注“师期已泄，奴备我矣。先期与如期皆败道也”。至于浑河水急，“将士多溺河中”，则当日此路全军数万人均已涉渡，作战于浑河之南。
杜松亦被指摘将炮车置放于浑河之北而背水作战，但日后调查时即炮车营长亦自承将炮车置放北岸系彼决心。因炮车无法徒涉，火yao必被浸湿。但杜松疏忽于派遣斥候，侦察地形，本人随先行部队到达南岸，未注意后续部队，亦未指定副贰管制渡口必为事实。
满方文件对战役报道比较详确。当杜松渡过浑河时，满军在萨尔浒者为步兵15,000人，其装备不全，正在筑构工事。及见敌军来临，即迅速避入苏子河东之吉林峰，不久他们即为明军2万人包围。但满军尚有骑兵400人藏匿于谷地深处，他们出敌不意，于界藩附近突袭明军之背，且立即与吉林峰之步兵会合。当日午前又仍与步兵协同，向敌方攻击一次，斩获约100人。此时行动并无决定性之效果，但已能争取时间，使努尔哈赤从容调度。
资料未叙明当日清晨努之出处，但称此时南北同时告警。努之判断：南方刘綎一路实系佯动，只派骑兵500人前往监视。此与日后朝鲜文件之报告吻合。正午或稍迟时，努尔哈赤即已到达萨尔浒战场。满军部队亦陆续到达，他们至前线接触约10里处开始批御盔甲。此时萨尔浒一带山地亦为明军占领。
满军首一行动在解吉林峰步兵之围。为节省兵力，只用骑兵1000人从侧翼投入。他们不久即达成任务，已与作工之步兵会合。
当时努尔哈赤与部下将领集议，决定以八旗兵对分：四旗用于苏子河东，四旗用于河西。但努尔哈赤决心以五旗兵力先消灭萨尔浒之明军，东岸三旗暂取守势。因此从叙述看来，萨尔浒战役实为典型的遭遇战。明人未料及对方可能以全力出击，才称杜松一被制于埋伏，又再受害于埋伏。
满军人数迄未见于任何文件。只因其八旗俱在，又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必具数量上之优势，且除原所谓“作工”之部队外，增援者全系骑兵。
苏子河西满人冲锋系由山麓至山巅。如此时明军纪律严明，阵容齐整，似仍可将之击退。我们可以想见杜松一军见满洲铁骑漫山遍野而来，早已心寒。记录未提及杜松之出处，只称其中箭多处。以此人之好勇，想必在东岸，亦即最初明军取攻势企图围击满兵处。满军提及明军曾以“炮”抵御。杜松之炮车既留浑河之北，此间满人所谓炮，可能为明军使用的一种原始型之手榴弹，以竹管内置炭硝，点火向敌掷去，其爆音能震骇对方人马，但杀伤力微。再则亦可能为朝鲜派出之鸟铳手。朝鲜曾派鸟铳手3000人隶属于本军参与刘綎一路，又因杨镐征派另遣鸟铳手300人于役杜松军中。他们多于此役罹难，日后极少幸存返韩。
关于战斗行动，满文所载至为简短：“我们***向他们阵地中去，一路箭射刀砍”。萨尔浒之明军逃避至硕钦山。苏子河东部分三面被围一面背水并承受全部满人八旗之杀戮。其处境必更凄惨。
萨尔浒战役之战况图见附图2。继杜松之后马林之一路亦于翌日(四月十五日)被击破。明军统帅部自巡逻后方之士卒及一逃回之传令兵始获悉马林兵败。因此《明实录》载：杜松全军覆没消息当夜传入马林军中以致军士震恐主将提兵后撤独有监军文官潘宗颜等挺身杀贼鏖战之后殒身。看来此项记载亦系文官推卸战斗指导之失误而将战败责任卸及武将之辞。满文记载当日清晨马林一军4万人尚以堂堂阵容应战迄至黄昏方始溃败潘宗颜之死亦经查出箭由背入此间值得注意者马林兵败之后径北撤扼守开原明廷对之仍须倚重但3个月后努尔哈赤攻占此城马林死难其情形亦如杜松生前行止已无可分辨
刘綎是明朝杰出的抗倭将领、军事家。他先抗缅甸，后升任辽东总兵，参加了萨尔浒之战。在战斗中，他的部队被满洲军包围，他亲自上前救援，但不幸阵亡。据说他的遗体被找到后，被崇祯皇帝下诏追封为“忠壮”。
经过两天的战斗，努尔哈赤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杨镐所说的47万人总攻击已被凿穿，北方两路兵马已经击溃或消灭，自此他可以从容应对。四月十六日，满军休息整顿，努尔哈赤在尚间崖宰牛祭天，感谢上帝恩德。对付南路敌人，他先派遣蒙古部队，15日已派遣2000人，16日又派遣1000人。在此期间，满人与杜松、马林激战时，赫特阿拉防御空虚，人心惶恐。直到16日夜，努尔哈赤才决定亲自率领4000名骑兵前往防御都城以备万一李如柏趁机进攻。从此之后，他不再前往前方作战。南路刘綎之敌由子侄安巴贝勒等人应付。满军主力从北向南行进，四天后与刘綎部接触。据此可知，他们与刘交锋时最早应该是在四月二十日。
杨镐的四路中，李如柏的直线距离去敌牙城最短，但山势险阻、古木葱茏(据说今日已不复如此),行军不便。努尔哈赤只派了200名骑兵前往监视，整个战役两军也未在此路接触。这是杨镐不知兵之明证。他的攻略计划没有重点配备兵力和武器，导致关键时刻大部分兵力和武器闲置。
刘綎一路去赫特阿拉最远，其部队指定于四月九日出发，声称有3万人实际可能远低于此数。姜弘立率领的朝鲜军有13000人在四月五日渡过鸭绿江。两方集合后从宽甸与怀仁间向北推进不久即遭遇敌人。刘綎给杨镐带来的唯一好消息是：“斩获真夷八十五级”并“生擒夷汉八十八名”。一名明军游击也说：“夷贼精锐骑兵五百余骑直逼对山应战连诱连退”。这段话与满洲文件相吻合。当时努尔哈赤派往这里的部队只有500名骑兵任务是迟滞刘綎的进展。在这500名骑兵中有一个牛录(此处“牛录”用作官名类似于连长)3人中有2人战死当时满军后方空虚如果中韩联军兼程急进很可能改变战局至少也会迫使努尔哈赤同时迎战两路敌军这一场失机很可能是导致联军不能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
双方文件显示彼此推卸责任朝鲜人尊崇北京为“天朝”称明军为“天兵”但除了外表上的尊敬实际上对明军轻蔑不屑文中指出明军大量缺员兵器陈旧姜弘立向光海君上奏说明朝官兵轻重器械全无纯靠韩国军队提供罗荣邦教授所著《刘綎传》引用中文资料称韩国军队装备低劣一部藤牌纸甲《栅中日录》则称道路泥泞朝鲜步兵无法跟踪明方骑兵而且在国境之外作战粮草仍需本国供应不时运输不及将士饥肠辘辘此外韩国人还称明军抢掠居民争割敌尸首级请赏因此行动缓慢
刘綎之死的真实情况有很多争议，没有一个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在中国编修《明史》时已在康熙年间，内中《刘綎传》关于牛毛砦战役一段大致摘自《满文老档》，但不称綎被杀，而系“战死”。韩国文件称四月十七日，《满文老档》未具月日，但从安巴贝勒行军日程看来，应为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今日事隔380年，无人能断然地坚持何说为真。我们只能比较消息来源之可信度。当中以明方资料最差。其官场文字经过吏员修饰，上供御览，下避监察官纠弹，即难能存真。战败之后，其原始资料得自逃归之士卒，亦不能使读者综览全局。所以一军惨败，动辄即谓遇伏，可能撰史者亦如当事人，始终暗中摸索，才用此种粗率说法。
您好，鸭绿江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入中国领土的第一次战役。山县有朋指挥的3万日军打败了清军宋庆和依克唐阿两位提督指挥的3万清军，突破了鸭绿江防线，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土地上。
杨镐在辽东战役中兵败后，立即引咎辞职。尽管明廷仍然“姑令策励供职，极力整顿以图再举”，但很快又失去了开原和铁岭两地。最终，杨镐被拘押入狱长达十年。他在万历朝、泰昌天启朝都没有去世，而是在1629年崇祯帝治下离世。
接替杨镐担任经略的两人中，有一人因死罪被处决，另一人则死于战场。而熊廷弼这位死罪之人，不仅因为主持辽东军事失利，还因其地位引发了明末北京党争的加速。
当萨尔浒、尚间崖及牛毛砦战事失利的消息传至北京时，都城的米价立刻飙升，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京城将面临围困。尽管大明帝国还能坚持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努尔哈赤蔑视火器，并在宁远战场上负伤致死，但明朝的厄运已经无法扭转。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619年是它度过生死存亡转折点的一年。
从上述简要叙述来看，明朝无法发挥自身力量，不能运用军事科技的现象并非仅限于某个时期或某个事件，而是有官僚组织和社会状态作为背景。这种积习已久的现象导致了明朝在1619年的弱点无情地暴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