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航门事件反思：如何应对下一个“牛某某”？
央视网消息(李姗珊 张恪忞 樊帆):随着“国航门”事件逐步平息，编剧李某的置顶微博已与国航无关，微博热搜榜上的相关话题也一度起伏不定。然而，这场沸沸扬扬的“国航监督员”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问题仍需关注。
事件最初源于一位自称“国航监督员”的女士在CA4107航班上因其他乘客未及时关闭手机而大声斥责，并要求机组报警。航班降落后，这位“监督员”举报的3名旅客被带到机场公安局滞留7小时。随后，李某质疑这位乘客是否滥用职权、扰乱公共秩序，航空公司是否有这样的岗位。
经过连续发微博曝光，该“监督员”的真实身份逐渐被扒出，是一位名叫牛某某的女子，她曾在地铁、公交等多个公共交通工具行使“监督权”。网友纷纷表示，该女子才是扰乱民航秩序的人，质疑她的权力来源。此外，牛某某还被曝出曾在公园的游艇上闹事。
在持续发酵了12个小时后，事件出现戏剧性转折。当晚，国航相关负责人向编剧李某及受此事影响的公务舱旅客致歉，并解释了牛某某的身份背景，称其确实是国航员工，但因十几年前精神出现问题，已被停飞多年，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同时，国航表示无奈：“他们无权限制牛(某)的人身自由，无权拒绝牛(某)上飞机！”“目前禁止乘机的规定中，不包含精神病人。牛某某虽然是国航的员工，也是普通乘客，在她看上去精神正常的状态下，我们无权拒绝她登机。”并希望编剧李某不要把牛某的个人隐私公布出去。
月15日，编剧李某发布了一篇名为《国航：对精神病患员工无法辞退无法拒乘，对事件无责任，对乘客无赔偿》的博文。在博文中，李某质疑了国航在7月8日北京飞往成都的CA4194航班上，牛某某从经济舱前往头等舱骚扰乘客事件中的处理方式。她表示，除了相关部门通报的黑名单外，航空公司在管理制度中也赋予了机长有拒绝承运不宜乘坐飞机者的权力。
国航对此作出回应：机长的确有这个权力，但当时牛某某的表现是正常的。即便现在，经历了7月8号和12号的事件，公安机关也没有认定她不宜乘机。如果她再次乘机，只要看上去没有明显异常，机长也无权拒绝她乘机，无权要求她出具精神状况正常的证明。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34条规定，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运人不予承运。民航机长孟斌认为，如果确认旅客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按照规定，航空公司可以拒绝承运。
2008年6月10日，从洛杉矶飞往北京的国航CA904航班上，确实发生过对精神病患拒绝承运的先例。据媒体报道，曾出演《北京人在纽约》的演员王姬13岁的儿子，因为患有智力障碍，当日在外婆陪同下凌晨登机，随后被机长以安全为由逐下飞机。王姬曾含泪感叹“维护一个残疾人的权益非常难”。
精神病患属弱势群体，此次“监督员”事件引发的争议，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一些精神病患的担忧和焦虑。编剧李某15日下午发文称，她收到几位有精神疾病的网友留言，担心会影响他们以后的正常出行。李某表示：“非常抱歉给你们带来的困扰和不安。我不歧视任何病人，我只是认为对熟悉飞机操作的、有过前科的特殊病人应在医师证实处于正常状态的情况下登机，若状态不明应由监护人陪同。”
如编剧李某所言，精神病患搭乘飞机，“如果遇到脾气暴躁的乘客，和她(牛某某)剧烈冲突甚至导致刑事案件，这个风险难道不是危害航空安全？而她本人也可能做出其他更极端的危害行为。”这也是大众心中疑虑和担忧的核心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精神病患的个人合法权益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孰重孰轻并非简单的判断，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结果。
北京回龙观医院司法鉴定科主任孙毅医生向央视网记者解释了双相情感障碍：“这类精神障碍包含躁狂发作或轻躁狂发作，以及抑郁发作两种情况。躁狂发作时表现出情绪高涨、说话增多、精力充沛、爱管闲事、主意多、变化快等症状，同时还伴随着睡眠减少等不适。抑郁发作时则表现为情绪低落、愉快感丧失、言语活动减少、反应迟钝、记忆下降、全身乏力等状况，有些患者甚至会有轻生厌世的想法，或者自伤自杀的行为。”
据统计数据显示，双相障碍患者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倍，约有25-50%的双相障碍患者曾经有过自杀行为，其中11-19%的患者选择自杀身亡。尤其是年轻患者首次诊断后的第一年，他们面临很高的自杀风险。躁郁症患者和他们的家人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生活质量普遍偏低。
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刘铁榜博士也表示，精神病患者本质上对社会充满恐惧与害怕，而非敌意与攻击。由于这种恐惧，他们往往退缩并与社会隔离，因为觉得社会让他们感到不安。因此，在本质上，他们是害怕社会的。
当前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认识存在误区。许多人出于无知或偏见，对精神病患者不够友好，甚至攻击、歧视他们。这种现象使得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家有病人的家庭要面对来自社会的偏见、歧视和威胁，导致许多家庭遭受重创。
精神病患者害怕社会，但现实却是大众反而“更害怕”精神病人，将他们称为“躲不起的伤害”。通过网络检索“精神病”、“伤人”等关键词，可以发现许多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的恶性事件。
例如：2011年3月，“机场刺母案”的嫌犯汪某被司法机关鉴定为患有精神分裂症；2012年11月29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康红千被患者用斧头砍死，嫌犯王某被证实患有“中度抑郁发作”，曾有“受害幻想”；2013年6月3日，一名精神病男子手持镰刀出现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中学附近民乐路街头，对路上行人随意追砍，危及中学师生安全。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2005年),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换句话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精神障碍患者，而在每100个患者中就有1个是重症精神病人。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指出：“在约1600万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中，约有10%的人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
根据《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8年版)》的相关要求，县级精防机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根据该规范的相关要求，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工作。
此外，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对象是指辖区内常住居民中诊断明确、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我国精神专家杨德森在研究本世纪初期国内外精神卫生工作开展情况时认为，需要首先发展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引导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提倡建立多种社区精神疾病患者康复机构，鼓励公办、民办共同发展。同时，需要专门组织专业的社区精神科医生团队，以维持社区工作的有序进行。然而，许多专家提出，途径应当是多元的。他们呼吁政府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投资的视野，真正帮助精神疾病患者，特别是重性精神病人实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王绍礼眼中，最理想的模式应该是：患者发病时，第一时间到专门医院接受规范治疗；待两三个月病情稳定后，一步步转到康复医院；最终，转到社区去。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应该是“无缝交接”的，确保病患的信息在各家机构间顺利传递，并有专门机构、专人负责管控。
关于“牛某某”是否可坐飞机的问题，航空法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层空间法研究所所长高国柱表示，要考虑《精神卫生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在公共安全和保护平等民事权益之间寻求平衡。他建议发病期的精神病人禁止登机，康复期内精神稳定的患者，由监护人陪同，获得航司许可下，可以购票登机，但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监护法专家、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王竹青表示，精神病人在稳定期能够乘坐飞机，但应有家属陪伴。精神病人在飞行期间发病危害公共安全的，应由飞行安全员进行处理。他建议建立黑名单制度，对精神病人和普通人采取同样标准，以危害行为的程度确定是否禁止其乘坐飞机。在承担责任方面，普通人危害公共安全的，应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的，应接受强制治疗。
据专家介绍，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轻度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孤独症、焦虑症等心理障碍会像感冒一样普遍。令专家异常担忧的是，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已超1600万人，但能住院治疗的只有极少数。因此，无论是一般的心理障碍者，还是民间所说的“武疯子”，相信一套从家庭到社区、从医院到公安的社会网络化干预机制，都是化解危机的最佳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