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是桑兵的著作，该著作由十四篇期刊论文组成，发表年代相距颇远，早者如《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发表于1990年，晚者如《“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发表于2015年。 该书的主题涉及政治史、社会经济史等，其中包括了“中等社会的自觉”、“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等文章。

现在的人们包括相当一部分历史研究者一起提起北洋军阀，头脑中往往会浮现出愚昧、落后、卖国等印象。但在复杂的晚清民国历史中，这并不能真正反映晚清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的民国历史。在《“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一文中，桑兵就主张，“北京政府”比“北洋政府”更能体现历史的本相。因为，晚清出现的“南洋”、“北洋”其实是地方概念，用地方概念去指代合法的全国性的政府，显然带有很强的偏见。实际上，“北洋军阀”到了1917年，才成为指向确定的专有名词。但是，在北洋系统中，没有私兵的段祺瑞则难以用“军阀”概括，后来归入“北洋军阀”的奉系张作霖，本来并不属于北洋系统。

“华南”作为一个地理或行政概念，其指代其实并不固定。民国时期的许多政府文件、民间运动会等活动在使用“华南”时，也往往含义不清。随着日本侵华，“华南”的地位彰显。而广州成为“华南”的中心，则与国共两党取得政权之后对于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定位紧密相关。《“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一文，反思了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弊端，主张历史发展的脉络出发，研究区域“概念”变化及其与相关史实的互动。

学校中的风潮与派系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这四篇文章大致可以归为教育史研究 ,同时涉及到了思想史与政治史。

谈到近代思想史上的中西学之争，研究者大多比较关注精英思想家对中西思想的讨论与定位。其实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或思想高下地位的变化，更加实际地表现在教育制度的变革中。《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一文,就着重探讨了晚清教育改革中，科举与西学之争背后的决定因素。随着教育改革的进行，原来的科举制度下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逐渐被纳入到西学分科之中，这实际上降低了科举之学的地位。而西学的“实用价值”是使得“中体西用”的“用”的重要性其实超过了“体”。失去了制度保障的科举之学，表面上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得到了保护，其实这恰恰是其走向消亡的制度之墓。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除了厘清公学风潮的过程之外，重点探讨的是,清末革命大潮之下社会舆论与学生团体对于学校风潮的影响。处于学校与风潮中的学生、老师被历史的潮流推着向前走，其为国为民的革命追求往往是非理性盲动。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与《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两篇文章重点都是谈的国民党中CC派与朱家骅派在大学中派系斗争，前文的时段主要是抗战时期，后文则是国共内战后期。两文着重分析了国民党派系的斗争对大学师生政治倾向的影响，以及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势力的此消彼长。这两篇文章虽然可以归为大学史研究的范畴，但其涉及的问题在超则出了大学校园，展现出大学史与政治史互相交错的多层面相。

田际云作为清末的京剧名伶，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得以出入宫禁，接触王公贵族、保皇派、革命党等政治力量。在戊戌维新之时，田际云甚至充当过光绪皇帝与保皇派的沟通纽带。由于戏剧改革与田际云自己对带有革命色彩的剧目的支持，他于1911年被清廷逮捕。桑兵通过对田际云的研究，再现了清季田际云等名伶在历史大潮中的多重关系及其在维新、革命中的角色。而在政治史的叙述中，这类人物往往湮没无闻，戏剧史所关注的也是其艺术成就，对其在历史中的多重作用则每每忽略。

张之洞作为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近代史的重点研究对象。1909年，张之洞死后，当时的报刊如《申报》《时报》《民吁日报》《神州日报》《民报》对其生前身后事多有评论，反映出时人对张之洞及其与晚清政局的关系的多重看法。桑兵分析了这些报刊背后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其政治立场，如革命派的《民报》几乎彻底否定张之洞的历史地位，而态度大体中立的《民吁日报》对张之洞的评论相对温和，桑兵认为这才是张之洞盖棺而论难定的决定性因素。报刊史、政治史也正是在这种交错中，显示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与外部的英国、俄国、德国，内部的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发生思想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文化派如胡适反对民族主义，提倡世界主义。来华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提倡世界主义，并得到梁启超等人的支持，来自俄国的克鲁泡特金的世界主义流行一时。在这种思想潮流影响下，不仅新文化提倡者与新青年们赞成世界主义，连孙中山的同志如蔡元培、戴季陶等对世界主义的观念也相当认同。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认为，世界主义目前并不适合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主义才是中国实现独立、富强的思想基础。同时，孙中山“还将民族主义作为实现世界主义的基础”。

桑兵说：“孙中山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似乎处处印证了他关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论断的正确。”然而，对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在中国近代史发展中的作用，桑兵对孙中山的观点保持了谨慎，他强调两种主义如何协调的得当还要等待实践的考验。

《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和《南浔·湖社与国民党》这两篇论文可以视为政治史研究的代表作，同时涉及到思想史、区域史等多个领域。在民国开国史的研究中，目前普遍的观点是从革命党的角度出发，将清帝退位与袁世凯建立北京政府这一历史线索视为辛亥革命史的辅助线。然而，桑兵指出，在民国成立过程中，作为北方势力的清政府与袁世凯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他各种政治势力也参与了这一历史过程，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都不容忽视。

在清帝退位问题上，清末的立宪派如张謇等人主张使用“逊位”一词，以体现清朝的正统地位；而袁世凯出于不受革命党制约的考虑，则主张清帝“辞位”；社会党则坚决反对“逊位”说，认为这样的说法意味着袁世凯的权力来自清朝而非南京参政院。关于帝制与共和制的问题，现在一般认为两种制度不能并存，但当时确实出现了“帝国共和主义”的理论。此外，单一制与联邦制、总统制与共和制等争议问题，也并非后来的革命史观表述得那样条理分明。

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在近代涌现出了许多巨富，如张静江、庞青城、周柏年等，这些人在近代史的许多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0年代，湖社成立，南浔人士占有很大比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湖社中的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等担任要职。然而，同样是湖社成员和国民政府要员的这些政治人物却经常争斗不休，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派系力量构成。桑兵的南浔、湖社研究将区域史与政治史相结合，揭示了近代社会政治变迁中的多层次真相。

虽然这十几篇论文可以归为不同的研究方向，但桑兵这位反对分科治学的研究者回到历史本身，通过具体人物和问题的分析，展现了近代史的多层真相。突破原有立场和专门之学的限制，我们会发现历史事件层出不穷、相互交织，历史人物具有多种身份，相互关联，从而构成的历史真相具有多个层次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