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西汉以博罗名县，应与先秦以前东江流域存在的缚娄古国有关。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指出：“扬州北据淮，东南距海”，具体位置是从淮南、东南沿海，至广东潮汕地区。按近代地理划分，大庾岭经江西龙南，至安远折向南行，接广东兴宁、五华，趋海丰入海，隔潮、闽于东，属古扬州地域；而惠州及岭南地区在大庾岭南支以西，不属古扬州地域。
此外，根据《吕氏春秋》记载，夏、商、周三代前古扬州、古荆州，即春秋战国的越国和楚国，故后来称扬州为“扬越”，荆州为“荆楚”。
缚娄古国是春秋时期位于广东境内的一个小国家，相传为罗氏所建，公元前337年后消失。据史料记载：“缚娄古国”始于春秋时期，位于汉地的广东东江流域内，管辖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罗、东莞、深圳、龙川、河源、海丰、陆丰一带。
缚娄古国的贵族们大量使用中原王侯的钟鼓礼乐、陶器和青铜器，这些器具造型和纹饰，能清楚地看到中原文化的特色，特别是毗邻岭南的楚文化的特征。此外，墓葬群如此巨大，从随葬品有水晶、青铜器、古矛等来看，可能是贵族墓。对于墓葬中出土了一个青铜锛，北大考古系李伯谦教授认为：这是南方独有的青铜器，这表明在西周时期，南方有一些地区具备制造青铜器的能力，当时南方生产力发展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综上所述，从历史和文物方面来看，缚娄古国与东江流域有着密切关系。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先秦前惠州是缚娄古国属土。因此不能把“扬越”一名解释为“扬州之南越”，或“本属扬州，故云扬越”，把客藉“扬越”人和岭南地域归属混为一谈。
缚娄古国是春秋时期位于广东境内的一个小国家。相传为罗氏所建，公元前337年后消失。据史料记载：“缚娄古国”始于春秋时期，位于汉地的广东东江流域内，管辖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罗、东莞、深圳一带。
汉置傅罗县前身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兵平定南越宰相吕嘉谋反后，在南海郡置傅罗县。
博罗县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北部，是一座有着神秘色彩的古城。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博罗县常住人口达到1210878人。
博罗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曾在南海郡置傅罗县。此后700多年来，除《宋书.州郡志》说博罗两汉时称“傅罗”，两晋后始称“博罗”外，不见史学家对“博罗”一名作具体解释。入唐后，章怀太子李贤注释《后汉书》博罗县时才曰：“有罗浮山自会稽浮往博罗山，故置博罗县”。入清后，著名学者屈大均更进一步说：“秦置博罗县......秦始皇尝使人入海求三神山，未能至。以其一峰澌来，傅于罗山，因以博罗名之。”
根据史书记载和近年考古发现，西汉以博罗名县，应与先秦以前东江流域存在的缚娄古国有关。
根据史书记载和专家论述，有理由认为晋.王嘉所说的“婆猴伎”，就是“罗浮伎”；“婆猴”是“罗浮”的转音。据《太平广记.轩辕先生》一文记载，唐朝会昌年间，隐居罗浮山白云洞的道士轩辕集(一说是惠州人),就会耍婆猴伎。如：他有分身术，一日可赴百家之宴；与人饮酒，从袖中拿出洒壶，即使高朋满座，倾之弥日不竭；病者求医，用布拭之应手而愈；在京归罗浮途中，取出随身小布袋，探取袋中铜钱施贫者，一路行一路施，约数十万而不竭，时人惊之，称他为“轩辕先生”。
在《史记.南海尉佗列传》中，说到秦置龙川县时有二则注解，其中一则是唐.颜师古引用南北朝刘宋裴骃《广州记》云：“(龙川)本博罗县东乡，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东泉，因以为号。”也就是说，龙川县原是缚娄国的东乡。如按这样推测，缚娄古国的管治范围应是西起博罗县、东至龙川县的东江流域两岸以及两岸延伸的一些地方。
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在其所著的《失落在历史迷雾中的缚娄古国》中提出一个新颖且大胆的论断：惠州方言有可能是缚娄古国“国语”。在何志成看来，神秘的缚娄古国应该是被秦将赵佗平定东江流域时所灭的，而惠州方言所集中的归善、博罗、河源等地正是缚娄古国所在区域 。
早在秦汉时期，惠州已通行一种独特的本地方言。入唐后，中书舍人崔沆因不懂惠州土话而被贬至循州司马。入宋后，苏轼也被语言障碍所苦。从以上事例说明，早在客家语系形成之前，惠州已通行一种独特的、难听、难懂、又难学的本地方言。
徐旭曾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客家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早在190多年前就将客家方言和惠州方言分开来看待。
根据我所找到的资料，惠州方言是流行于广东省东江中上游的本地方言，属于粤客家语种，惠州话形成和传承距今至少一千五百年，据考证，惠州话的产生比客家话的产生早五至六百年(约东晋前),与粤语中的广府话同为岭南的方言始祖之一，主要流行于东江流域地区。
有学者认为惠州话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存在于岭南地区的缚娄古国的“国语”，被称为“鸲鹆”方言。 西周以前，广东仍属“百越之地”，俚獠混杂。
因此，从历史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惠州方言可能是缚娄古国“国语”，而不是广州话。但是这只是一个推测，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您好，根据您的描述，您想了解东江文明的历史。缚娄古国是东江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研究岭南地区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先秦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对缚娄古国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等文物，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缚娄古国人民高超的技艺水平，也反映了他们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 。
此外，博罗横岭山墓地、福田曾屋岭墓地、公庄陂头神村窖藏等博罗商周遗存发现的文物显示，“缚娄古国”通过与中原地区交流融合，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社会制度和文化艺术，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部门先后在博罗葫芦岭、苏屋冈、黄巢墩、惠州城区三栋瓦窑岭、西枝江古渡头下及龙川登云镇等地，先后发现了大量贝壳、陶片及远古先民使用的石器，其中葫芦岭贝丘中贝壳层厚达85厘米。出土的石器品种繁多，有石斧、石锛、石矛、石锄、石戈等，从而证实了早在新、旧石器时期，惠州及东江流域远古居民就在这块土地休养和生息。特别是2002年八、九月间，在惠州城区西枝江古渡头下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晚期的磨光石器，品种有石斧、石锄、石凿、石锛、石杵、石匕首(柄)及雕刻有山鸡、鯉魚图案的石玦等，这些石器石质坚硬，有深灰和浅灰两种颜色。
近年博罗横岭山和龙川登云镇古墓群出土的丰富文物，又重现了惠州及东江流域先秦以前的古国、古文化风貌，其重大意义在于证实了惠州及东江流域象中原一样，经历了新、旧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并非历史书籍通常说的，岭南在先秦以前只是一片“瘴疠之地”；更不是有些学者所说，历史上中原人几次向岭南大迁徙，带来了客家文化，惠州及东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才发展起来。
就世界而言，中国的黄河、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印度河，以及两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孕育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在中国，仅有黄河、长江文明而缺少珠江文明这种文明是不完整的。郭沫若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我来广东的愿望》一文指出：“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
古云：“无水不东流”。道教认为最贵的是“逆水”，称其为“仙源福地”。而东江恰恰是一条由东往西流的“逆水”，神仙的传说很多，包括有山自会稽浮来，傅罗山，遂为罗浮山；以及有仙人骑木鹅至此，开埠鹅城等。现在惠州及东江两岸这块“仙源福地”还埋藏着令人震惊的文物吗？这也许是一个难解之谜。
如果有一天，在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把缚娄古国的国都遗址和制造青铜器的石范挖掘出来，一个灿烂的“东江文明”将喷射而出，我国的历史将会改写，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惠州将以沉厚的历史文化丰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注释：
1.据《羊城晚报》2000年6月5日报道
2、3.《广州日报》2000年6月5日报道
4.《后汉书.郡州志》
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山语》
6.《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故阳禺、缚娄被称为“驩兜”之国。
7.“罗浮”一名，始自汉.陆贾逾岭安抚赵佗时撰写的《南越记》一书，而“婆猴”一名也始自汉.乐府婆猴伎，两者同在汉朝出现。按此推论，罗浮山应是“缚娄山”及“婆猴山”转音。
8.裴駰是南北朝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不会不知道博罗县的设立比龙川县后103年；因此他所说的“博罗”应作“缚娄”解，而“县”字疑为后人所加。
9.《后汉书.南蛮传》
10.《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
1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12.宋.苏过《次陶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
13.宋.苏过《赠王子直》
14.清.徐旭曾《丰湖杂记》，载和平徐氏家谱
15.今博罗、惠阳、河源、龙川及惠城区的惠州话都有一些差别，当地人认为“近山者刚而直，近水者清而婉”。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
17.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 入汉后汉武帝元鼎六年置傅罗县，梁化屯为县治。张友仁先生在《博罗县志》卷一按语曰：“梁化屯，屯是驻兵地；又当为陆梁归化(始皇)之义。”
18.今紫金县古竹镇靠近东江边有一座小山，地势险峻；该小山山顶有几亩平地和一口清泉，传说赵佗当年平讨东江两岸时，曾被土著人打败，困在这个小山上。他令龙川后，应南海尉任嚣之召下南海，顺道又凭吊了这个小山。后来他当了南越王，此山遂称“越王山”。
19.据香港《商报·南越新闻》(2000年6月6日)报道
20-26.黄勋著《南越王赵佗龙川老隆行辕考》，载《龙川县志》。
以下是我从搜索结果中找到的关于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27《汉书.南粤传》和2002年5月9日报道的信息。
1.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是一本方言词典，记录了广东地区的方言词汇和语法特点。
2. 《汉书·南粤传》是《汉书》中的一篇，记载了南粤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情况。
3. 据《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5月9日报道，广东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