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上海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品性也离不开这方土壤的滋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一历史选择看似偶然，但蕴含着一种必然。这里根据掌握的有关历史资料，在此加以归纳。

一

工业文明与工人阶级在此崛起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其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早在1861年就有了外商在我国开设的第一家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电机缫丝厂。至1919年前后，上海已经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据1919年《新青年》的调查，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万，加上交通运输码头工人12万、手工业工人20万，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中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1/4,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上海已然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上海城市的近代化与促使工人阶级产生的近代工业息息相关。上海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基础，工业化所需要的便利的交通运输线、大量的劳动力聚集以及适宜的社会环境和政策、良好的商业和文化氛围等对上海城市发展发挥了显而易见的助推作用。上海近代工业所具有的对内、对外开放特征，国际国内商帮云集，为上海作为一个融合中西、交汇南北的大都市奠定了基础。近代上海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最为壮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使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成为必然。1919年6月上海工人大规模罢工以后，五四运动的中心便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中国工人阶级也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与上海工人

的人数最多、觉悟最高这一因素是分不开的。邓小平说过：“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齐卫平等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一书中写道：“上海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是新社会力量的集中之地，上海工人阶级居多以及工人运动的开展，形成了思想动员和组织建构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中，就有一些知识分子将视线转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发动上。

陈独秀到上海后，有意识地从发动知识分子转到针对工人开展宣传，李汉俊等人深入工人中去宣传，他们先后发动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等，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以新型知识分子为桥梁，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最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源头与上海机器大工业、工业文明密切相关。上海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属于机器大工业的工业文明特质，不仅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鲜明属性，也成为孕育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最根本的文化母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实践来源，并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和价值追求。

近代上海政治文化特殊，法租界、公共租界、华界划界分明，实际上是“一市三治”，处于当时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是事实上的“国中之国”，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京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因此，这个旧中国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就为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问世提供了必要条件。此外，相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说归属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而上海对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和立足社会生活实际加以利用改造并创新的文化性格也为认知和接纳马克思主义学说培育了不可缺少的文化土壤。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上海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和接受的地方，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和发展空间。此外，上海还有许多名刊，如《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觉灯》、《星期评论》、《太平洋》等，从而构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

中国共产党建党地点之所以选择上海，是因为当时的上海“一市三治”，处于中国政权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事实上成为“国中之国”，无论清政府、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对租界实施直接的管辖权。熊月之将其称为城市管理中“一道特殊的缝隙”“这道缝隙很小，但作用很大，影响很大”。“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而三个城市的管理边际效益就比较低，相对来讲，从事秘密活动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再加上制度差异，租界里有一些制度比较适合政党活动，如两个租界都对允许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有明文规定，而且从1903年起租界就不允许中国巡捕到租

在租界时期，上海的租界当局大体上采取不加管制的态度，对持不同政见者多予优容。这与上海五洋杂处的社会格局、包容开放的文化氛围有关。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资料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已经颇具现代感，大量餐厅、酒楼、报馆、公共花园形成了许多市民参与的公共空间。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园，这座“海上第一名园”曾吸引过孙中山、蔡元培、秋瑾、宋教仁等在此慷慨演说，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扮演着“公共空间”的重要角色。

陈独秀在上海将《新青年》逐步改造成宣传社会主义的喉舌，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活动中。他在上海畅所欲言，这种公众参与、思想交汇的城市基因却保留了下来。在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那个由8幢小楼组成的“小区”里，就曾先后住过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民权人士杨杏佛、国民党元老叶楚伧，只有在租界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气场”。

事实也印证了这种“缝隙”的判断。陈独秀在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经有关方面斡旋，分别罚洋100元、400元了事。他第一次被关了22天，第二次被关了5天，出狱后照样在租界活动。

当时上海畅达的交通、通信以及经济文化实力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影响力。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上海的。此前，他先去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还有个任务，就是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1920年4月的一天，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寓所接待了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12月，维经斯基从上海起程回国。半年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出的尼柯尔斯基。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两人还参加了中共一大。过去对尼柯尔斯基所知甚少，近年发现的资料显示他是搞工人运动出身可见共产国际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产业工人密集的特质是有考量并自觉加以利用的。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

你好，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不但是流淌在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文化血脉，而且是上海领风气之先的精神支撑。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写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快要到来的气象，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中国革命高潮之源头，英雄的上海则正是这一源头的发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