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是新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突出现象。尽管如此，其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尤其不可忽视的是，经历了跨越式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存在社会矛盾上升的“软肋”，经济转折很有可能引起其社会矛盾急剧激化乃至爆发。未来10到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将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
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分化中，中国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猛发展态势已经对占据国际政治经济霸权多年的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份额和投票权等问题上对新兴市场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由于近年西方国家深陷金融经济危机困扰，风波迭起，新兴国家则表现相对优异，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谈论起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是否会在近期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
尽管如此，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首先源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近10年来的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于初级产品部门，是2002年以来的这一轮初级产品“超级周期”推动了它们的经济增长。
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持续成倍上涨的影响是复杂的。从宏观层面看，初级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给中国经济稳健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外部性冲击。特别是进口价格的上涨，压缩了我国企业的利润空间，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基础的弱化。这实际上构成了经济学上常提及的“贸易条件恶化”。
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相比，初级产品行业驱动的增长具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弱点：经济波动性强、收入分配失衡和两极分化、资产泡沫严重、社会矛盾加剧等等。
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正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拥有丰富资源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得以充分发掘这一轮商品“牛市”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潜力，因为更低的贸易壁垒帮助他们的资源打开了更多的市场，更加自由化的资本流动则为开发他们的资源提供了更多必要的投资；另一方面，也正是同一因素使得他们的制造业要么在萌芽之中就被扼杀，要么在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的基础上遭遇“非工业化”倒退。
巴西在1970年代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堪称业绩斐然，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实力和工艺均居拉美首位。其主要工业部门有钢铁、汽车、造船、石油、水泥、化工、冶金、电力、建筑、纺织、制鞋、造纸、食品等，核电、通讯、电子、飞机制造(轻型飞机和支线飞机)、信息、燃料乙醇等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
但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巴西国内生产和出口商品结构都出现了一定的“非工业化”趋势。2000年，巴西运输设备与零件、金属制品、化工产品出口额分别为91.5亿美元、59.0亿美元、40.8亿美元，分别是第一、二、四大货物出口类别；目前主要出口商品已经转为铁矿砂、石油、大豆及豆油、肉类、汽车等。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报告，尽管第三季度全球债务规模减少了6.4万亿美元，降至290万亿美元，但新兴市场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回升至纪录高位。预算赤字增加和经济增长放缓使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与GDP之比上升到254%,与2021年第一季度创下的纪录高位相当。
新兴市场的社会矛盾也是近年来引起关注的问题之一。自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逐步席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致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状况恶化成为近30年来的世界性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差别不过是程度大小和持续时间长短而已。
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收入差距加大，导致一个国家的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和收入远超过以前。因此，非那个促进了偏好类的消费，更为高端尖端的商品销售率增加，推高了物价。
此外，收入不平等也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不平等将会降低社会总消费。
您好，印度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营养不良和自杀率上升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以下是我对您的问题的回答：
1. 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在21世纪初，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减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为二战以来最低水平。82006年，印度全部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婴儿死亡率57.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9.5‰，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严重缺陷。
2. 营养不良：由于印度农村人口占总人口72%,但近年来农业发展缓慢，“十五”期间(2002—2007年)农业年均增长率仅有2.5%,2009/2010财年增长率更只有0.2%;土改不深入彻底，土地占有关系仍然严重不平等，不仅妨碍农村和农业生产发展，更直接严重损害收入分配状况、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
3. 自杀率上升：自1991年全面启动经济改革以来，印度自杀率明显上升。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2011年度事故死亡及自杀报告》数据，1967～2011年间，印度自杀死亡人数从38829人一路上升至135585人，自杀率从7.8/100000上升至11.2/100000。
巴西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这不仅表现在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上，而且反映在社会各阶层对国民财富占有的极度不平均上，它使巴西社会日益分裂。
与印度类似，巴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剧烈。本世纪初，占人口10%的最富裕阶层占有巴西46.7%的社会财富，最贫困的10%人口仅拥有1%的财富。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为6400万，占总人口的37.7%;赤贫人口为1524万，占总人口的9%;全国有36.1%的居民住房缺乏基本卫生设施。
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将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态势的转折点。这是因为，由于上述严重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未来10到20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高增长时期将趋于终结，转而进入经济与社会震荡高风险期，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上升的势头将在相当程度上逆转。
此外，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也将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态势的转折点。这是因为，初级产品行情和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动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过去几年中，初级产品行情一直处于牛市状态，而主要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一直在实施宽松政策。这些因素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也将逐渐减弱，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近年来，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一些指数在2012年总体上略有回升，但仍未达到2011年初的水平。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粮食和油料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而矿产价格则总体下跌。例如，2012年12月11日，路透社商品指数为3071.3点，道琼斯商品指数(期货)为140.6186点，道琼斯商品指数(现货)为443.9199点；而在2011年1月3日，这三项指数分别为3183.8点、160.4835点和456.5288点。
尽管12月11日的商品市场指数高于1月31日，但纽约市场西得克萨斯轻原油期货价格从98.48美元/桶下降到了85.79美元/桶，伦敦金属交易所A级铜现货价格从8485.5美元/吨下降到了8070美元/吨，美国市场2号软红冬小麦FOB价格从9.18美元/蒲式耳上涨至9.66美元/蒲式耳。
初级产品行情的下跌将给过去10年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初级产品牛市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严峻考验。此外，未来必然到来的西方中央银行重新收紧货币政策也将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的另一大潜在风险，因为这种变动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若与初级产品行情逆转相结合，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冲击将形成相互加剧的恶性循环。
在微观层面上，新兴市场经济体优秀企业普遍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致使其资产结构中的货币错配问题更加突出。这样的冲击将充分暴露其脆弱性，从而导致相当多的倒闭破产，并最终上升为宏观层次问题。
以下是重构后的段落结构：
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与某些国家不切实际的改善工人福利政策相结合，可能导致他们的经济蒙受重创。如赞比亚的最低工资标准之争。2011年2月，赞比亚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受雇者最低档次(普通劳动力)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6.88万克瓦查(约57美元)提高到41.9万克瓦查(约88美元),涨幅高达56%,其他各档次(技术类工种)涨幅也分别在20%～42%之间。此外，月交通补贴标准从8万克瓦查涨到10.24万克瓦查；月午餐补贴从7万克瓦查涨到12万克瓦查；国内出差补贴从每日10万克瓦查涨到19.5万克瓦查，涨幅在28%～95%之间。时隔一年半，2012年7月11日，该国政府再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雇员最低工资为113.24万克瓦查，比上年2月份的标准提高了170%之多。在劳动生产率和总的产出水平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接连这么大幅度提高工资，绝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做法。除了大幅度提高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等短期负面作用外，从长远看，过于激进地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并不利于赞比亚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扩大就业。这些国家还是绝大多数劳动力集中于传统“前现代”农业部门的贫困国家。连续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受益者最多只能是占这些国家就业总人口不到20%的现代产业部门正规就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部门劳动者、脆弱性就业者和失业者反受其害。因为给予小小的现代产业部门员工过高薪酬(按赞比亚标准衡量),无异于制造一小批工人贵族。这阻碍了企业采纳密集使用人力的生产方式，而是倾向于多用机器设备。从而阻碍农业部门劳动力转入现代产业部门。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赞比亚国内一小批贵族化工人与占多数的无业游民、农民之间矛盾必将日渐滋长。类似赞比亚最低工资标准之争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并不鲜见。南非等其他一批非洲国家在劳动人事、土地等领域也有较高风险陷入类似赞比亚的状况。实际上，自从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已经普遍出现了剧烈的波动：经济增长急剧失速、资本大规模外逃、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贬值、贸易收支恶化。虽然2012年头两个半月其货币汇率和资本流入一度出现反弹，但从3月下旬起就再度逆转。即使“金砖国家”这样的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未能幸免。
010年至2011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从7.5%降至2.7%。2012年第一季度仅为0.8%,全年经济增长率未必能够达到1%。雷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近20%。由于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长急剧失速，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难度大大提高，外债危机风险急剧上升。2011年，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470亿美元，2012年预计只有1亿美元，而2012年巴西企业到期外债约有273亿美元(巴西中央银行数据)。国际收支恶化进一步提高了巴西经济的风险。本来，自2001年以来，巴西贸易收支大体上一直是顺差，但2012年1月出现单月逆差，11月份再次出现1.9亿美元货物贸易逆差。
印度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跌到2011年的7.2%,2012年一季度更跌落到了5.3%,为9年来的最低点。到6月末，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比3月份贬值10%以上，比一年前贬值约30%。由于印度经济颓势过于显著，以至于10余年来一贯褒扬印度而唱空中国的西方研究机构、西方主流舆论也开始集体唱空印度，力度之强，音量之高，几乎一二十年未见。标准普尔对印度的信用评级仅仅比垃圾级高一级。6月11日又警告将把印度评级进一步下调到垃圾级，使之沦为老金砖四国中第一个丧失投资级信用评级的国家。从美国《纽约时报》、德国《经济周刊》到加拿大《环球邮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纷纷批评印度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以“再见，不可思议的印度”为题唱空印度。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第二季度贬值约11%左右。其资本外逃问题自苏联解体以来始终未能根治。2011年下半年以来又有变本加厉之势。
印尼自1980年代以来几乎一直是顺差。在2011年10月份创造了15亿美元的月度贸易逆差新纪录。截至2012年上半年结束时，该国累计贸易逆差已达5亿美元。
智利2012年8月份出现10亿美元逆差——这是自2008年以来最高的月度贸易逆差。
未来10到20年，经济风险与萧条将放大、引爆新兴市场本已存在的众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阶级、民族、宗教、地域之间的矛盾将集中爆发，原来经济景气时期尚可容忍的问题彼时将显得无法容忍，爆发政治动乱、游行示威、政变、内战和外战的风险上升，腐败、民族宗教矛盾、收入分配失衡、失业、官民冲突等都可能成为引燃冲突的导火索。其他条件相同，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伊斯兰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和地区风险更大，非洲、拉美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将是未来10到20年新兴市场社会震荡与动乱的主要风险区。
由于种种因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成为“阿拉伯之春”的最大赢家之一，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势力暴涨，控制了相当多的地区，而且成为一批国家政治生活中数一数二的主导势力。预计这股势力在未来数年内将继续扩散，欧洲和美国穆斯林和少数民族群体的膨胀将直接间接助推这股势力的增长，从而维持、加剧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社会动乱。面对这种局面，美欧国家政治决策阶层很有可能采取纵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在“民主”之类旗号下扩散。
历史经验表明，经历过一段时间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多，但能够修成正果、从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者微乎其微。1970年，全世界有108个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的国家，到2010年，只有4个上升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3个属于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赤道几内亚还盛产石油，且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许多致命缺陷，只有韩国算是例外，人口较多，国土面积接近10万平方公里，社会发展指标也还不错，作为发达国家的“成色”较足。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便是促进两极分化。乐观地估计目前增长迅速的新兴国家仍会继续高速增长从而顺利、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无异于颠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而必定是不现实的。在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问题考验下，这些年同等炙手可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出现剧烈分化。
在未来10到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分化中，中国占据较为有利的地位。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与其他金砖国家区别很大：中国是全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初级产品行情下跌不利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却对中国是利好；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连续保持货物贸易顺差、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达20年之久，外汇储备规模巨大，决定了人民币汇率稳定性远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货币；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大国中财政状况相对较稳健；等等。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远远好于其他金砖国家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单纯的经济冲击不可能倾覆中国，中国依然能够保持全球经济大国中相对较好的状况。同时，国内民族构成和文化传统一致性较高等因素也赋予了中国较高的社会稳定性。所有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有较大概率抑制住社会矛盾激化失控的风险。
另外一个有望在新兴市场分化中胜出的地区是东南亚。某些东南亚国家拥有较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也实现了制造业的较快增长。如能保证该地区国际环境稳定，他们有很大希望继续保持较快发展速度，显著提高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根据提供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段落结构：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第73、6、172～175、42页。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4. 王立勇：“当‘鼠标’的效率遭遇‘泥块’的公平——耐人寻味的印度大选”，《政党与世界》，2004年第8期。
5.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108、232、233页。
6. 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2011年度印度事故死亡及自杀报告》(前言),第19～20页。
以上是根据提供的内容重构的段落结构。请注意，这里只是一个大致的结构，具体的内容和细节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