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4日，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兴隆中学迎来秋季开学的第一堂法治课。新晃县人民法院禾滩人民法庭庭长杨俊作为学校的法治副校长，以“防范校园欺凌”为主题，通过以案释法、以案学法的方式，让学生“零距离”接受普法教育。随着秋季学期正式开学，不少学校纷纷把法治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一批法治副校长正式走上岗位，在新学期伊始开展法治教育。
今年年初，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要求每所中小学校至少配备1名法治副校长，该办法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前，教育部印发《全国教育系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主要目标为：到2025年，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明显增强，教育系统法治素养和依法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广大干部师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法治教育仅限于听讲座，学生、家长表示获益有限。当前，法治教育如何“讲”出新意，还有哪些短板待补齐？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1 网络环境下 未成年人保护更应引起重视
除了在学校课堂上的传统讲授模式，中小学法治教育正在不断拓展新的形式和内容。暑假期间，浙江宁海实验小学城西校区的同学们走进宁海县人民检察院，参观了检察院的审讯室、谈话室、院史荣誉室等，并聆听了关于民法典的精彩讲座。杭州江南实验学校枫树班的学生们和部分家长则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在杭州滨江法院七号法庭旁听了一起电信诈骗案的审讯。听完庭审，魏苒同学说：“这是我第一次旁听真正的庭审，国徽高挂墙上，法官坐在国徽下敲响法槌，庄严而肃穆。通过庭审，我们大致了解了法庭审理的程序，更让我们铭记要好好学习、知法懂法守法，永远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沈波看来，中小学生法治教育的意义不仅体现在预防违法犯罪、提高法治意识上，更体现在面对时代发展、网络兴起的未成年人自我保护上。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1年，北京市法院判处未成年罪犯人数大幅下降，中小学法治教育取得一定成效，但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仍然时有发生，尤其是网络时代，侵犯未成年人案件更具有隐蔽性，比如“涉网络隔空猥亵”的案件亟待警惕。
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小学法治教育，可以通过全方位的“家庭教育指导”、多角度的“云端法治教育”、沉浸式的“法治宣传模式”，中小学法治教育得以不断创新形式，比如开展法治讲座、法院开放日、旁听庭审、模拟法庭、线上游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大大激发了中小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意识的兴趣与积极性，也产生了引导家长“依法带娃”的积极效果。
同时，在《中小学法治教育实践模式范例》一书里展示了各个学校开展法治教育的方式，形式灵活、主题鲜明，学生可以沉浸式参与其中。学生还可以拍摄法治剧、编排法治相声、法治绕口令、法治戏曲等文艺节目。或者组织法治教育研学旅游去各地纪念馆了解中国法治现代化历程或古代实现法治的方法。
目前，我国中小学法治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还有一些工作需要继续完善。沈波表示，首先，在教材方面，对于不同年龄段应设置有针对性的普法教材，使法治教育体系化、规范化。其次，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不同年龄段学生均应该设置系统的法律知识课程，讲授理论知识、具体法律条文、法治的形成和演变等，使学生们懂得基本行为准则，养成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行为习惯，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再次，在师资来源方面，在选聘法治副校长的基础上，应加强对学校教师的培养，尤其是道德与法治的授课教师，应定期组织培训，做学生们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任海涛根据调研数据指出：“这个问题很急切，我想在此呼吁，在师范学校里开设法治教育专业或学位，对应培养法治教育领域的教师人才，使得中小学法治教育更为专业。”此外，学生和家长也需更加重视法治教育。相对于学科类科目，学生和家长对法治教育的认知依然比较薄弱。在中小学阶段，学生应该做到学习相关法律知识，不仅能弄懂，而且在现实中也要会用、能用。
法治副校长，顾名思义，是由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或检察官担任的角色。他们定期访问学校，为学生提供关于法治的专题报告。据任海涛介绍，这一制度对中小学法治教育的推进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他认为将法律专业人士引入学校进行法制教育，可以使这一领域的教育更加专业和权威。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这些法官和检察官大多是在讲解违法行为及其相应的惩罚等法律知识方面进行教育。他建议，除了这些基础的内容之外，还应增加对学生权利与义务等相关权益的普及教育。
此外，任海涛还主张扩大法治副校长的选拔范围，不仅包括司法系统的人员，还可以涵盖其他行业的法律专业人士，如律师、法学专家，甚至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等。这样一来，偏远地区的学校就有更大的机会聘请到专业且懂法的人员来担任法治副校长，从而提升其法治教育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