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汶川大地震及其志愿者
6月1日，在四川绵阳九州体育馆受灾民众安置区，儿童在节日为志愿者带上红领巾。中新社发 杜洋 摄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数十万人受到影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在这场灾难面前，我们看到了无数的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有博导、医生、海外华人、律师、董事长、农民工、学生等。几十万人迅速集结到四川，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志愿者人数的大规模增加与公民社会逐渐形成
志愿者人数的大规模增加，是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标志之一。如果某些地方政府仅仅是简单表示“不欢迎”，公民社会中“合作管理社会”的标准就难以达到。从“5?12”地震到今天，四川灾区究竟出现了多少志愿者，没有人可以统计清楚。仅仅有登记的志愿者就已达20余万；还有非常多的志愿者，没有通过任何组织就直赴“前线”。这是一次公民志愿服务意识在灾难面前的空前高涨。而在灾后，中国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中国的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公民志愿意识逐渐觉醒，政府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如何引导这股新的力量？
三、志愿者的故事
“我们都是志愿者”
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带领999救援队，赶赴绵竹实施医疗救助。在途中，他“捡”到3个志愿者，其中一位女士是河北省邯郸市的骨科医生，另外两个是从河南来的夫妇俩，也都是医生。他们跑到灾区出力，却不知道找哪个部门，碰到孙硕鹏就跟着来了。
都是40多岁的人，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空有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到了灾区就是想能做点什么。“邯郸那个女医生，在单位请了假，也没敢跟自己丈夫说，丈夫胆子小，怕他担心，就偷偷地一个人来了。”孙硕鹏说。
孙硕鹏跟他们在一起呆了十几天，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一起吃，一起睡，还可能住一个帐篷，但是彼此可能很久都不知道名字。我们都是志愿者。”郭昊东，奥运场馆鸟巢的建设者，带着自己的施工队跑到成都来，“钱我也捐了，就还是想到四川来做点什么。”
四、看不见的志愿者
在任何一个灾区现场指挥部的前面，都会停着一些私家车，车主在车前贴一张纸，写着“志愿者”，直接等在那里帮政府往灾区运送物资。如果灾民要从救助点返家取东西，他们也会免费载着去。还有一些志愿者是看不见的。他们在指挥部留下电话，用人或者用车，随传随到。在任何一个组织的物资捐赠点、物资发放点、灾民救济中心、政府的救灾指挥中心、红十字会的办公地点，甚至是去重灾区的途中、救援的现场......灾区的任何的一个地方，甚至那些需要徒步才能进入的地方，都会看到志愿者，大量的志愿者。
四川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志愿者的人数增加是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一大标志。公民社会是指个人行动自治空间的存在，强调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合作，政府与公民合作来管理社会。然而，汶川大地震的志愿者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个概念。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各个地方和国外，包括海外华人、医生、律师、公司的董事长、博士生导师、农民工、学生等。
受灾者也加入了志愿者行列。地震发生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遇到了家在汶川、被阻隔在成都的大四学生杨红。当得知家人平安后，“我突然觉得找不到方向了，给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想知道这时候大家都在做什么。”她说。就这样，这个大四女孩成了志愿者，在红十字会帮忙统计、搬运物资。而在一些被滑坡隔断的山路上，有些村民也充当了这角色，用自己的农用车“摆渡”往来人群。
虽然他们看起来好似一盘散沙，但几十万人迅速集结到四川，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某种程度上，志愿者人数的大规模增加，是公民社会逐渐形成的一大标志。
地震发生后，大量具备特殊技能的志愿者纷纷涌向灾区，如熟悉地形的登山队、洞穴救援者、医护人员和救助人员等，他们在救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也有一些没有经过任何准备、没有特殊技能的人加入了救援队伍，他们既不知道如何联系相关部门，也不知道自己能为灾区做些什么。
什邡市委书记在灾后几天就表示，不再欢迎志愿者的到来。什邡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泥石流和塌方导致道路中断严重，救援重型机器几天后才能运进灾区，救援压力巨大。许多志愿者听闻红白灾情严重，便驱车前往运送物资。
大多数志愿者并未归属于政府的任何部门或组织，而是个人行为。有的驾驶着QQ车，拉着两三箱水往山上开去。大量的志愿者涌上山，使得原本就不畅的交通更加困难。16日和17日，拥堵情况非常严重，在某些路段甚至可以堵上半个小时。当地指挥部的人说：“最后只能通过设路卡、有通行证才能经过的方式来控制这种情况。”
然而，另一些满怀热情的志愿者却受到了冷落。晓阳从贵阳开车近10个小时赶到灾区，但所有人都在忙碌，没有人安排他的工作。这位退伍老兵抱着两箱方便面站在什邡街头很长时间后，将纸箱狠狠砸在地上。
即使是那些具有专业技能的志愿者，随着国家救援力量的到位，也逐渐发现自己的驻留似乎没有什么价值。2007年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姜晓磊原以为自己的专业能在灾区派上用场，特意请假坐飞机赶到成都，又组织了一拨具有医学技能的人成立了小分队，自费为他们提供住宿。没过几天他就发现，当地似乎并不缺乏医疗人员。他们无法进入灾区，只能原地待命。
5月21日，姜晓磊做了一件他认为在灾区最有意义的事情：在下榻酒店逐个敲开房门，告诉每一个志愿者：“灾区已经不再需要我们，我们的存在只会浪费资源，成为负担。”
那么，灾区到底还需要不需要志愿者？如果需要，又是什么样的人？四川省红十字会救援培训中心于建玮主任表示：“当然不能说不需要，目前我们还缺少心理援助人员，希望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志愿者来对灾民进行心理救助。”
当公民志愿意识已被完全激发出来时，如何将其与原有的救援体系对接起来，成为考验政府管理水平的难题。有评论认为，因为志愿者存在问题就简单粗暴地赶走他们，是对人的情感和关注社会的热情的伤害。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和社会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
志愿服务和志愿者行为的本质是一种非政府行为。在中国公民社会尚有待成熟的条件下，政府开放社会组织，让它们承担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让志愿者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到抗灾行动中，是汶川地震的启示之一。
以往，对青年志愿者的发动都是靠团委，但这个机构并不能对他们进行有目的、专业性的培训，也不可能进行日常化管理。一旦遭遇突发灾害性事件，这些志愿者往往起不到实质性作用。而对于红十字会这种人员编制少、灾害到来时需要大量志愿者的团体来说，平时更应该加大志愿者的培训力度。
在灾区，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越是第一时间能主动和各级政府、指挥中心或者红十字会联系的志愿者，越容易发挥自己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