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秦封泥集释
作者：刘瑞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定价：¥680元
内容简介：本书为自封泥发现100多年来出土秦封泥资料及研究成果的整理和汇集。书中搜集散见于各处的秦封泥，根据学界秦职官、郡县的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记载，参照《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等体例，分部编排，收録包括部分战国秦在内的秦官印、私印封泥，精选封泥图版超过2000幅，分为“中央职官”“地方职官”“私名吉语”三部分，全面搜集编排历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加按语略陈己见，书后附秦封泥索引以便检索，并可作为秦封泥总目使用。本书将相关资料汇为一编，免除读者翻检之劳，可为秦封泥的着录和研究，秦汉文字研究，秦职官郡县构成、变化与历史以及秦史、秦汉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序：周晓陆
这两年来新冠疫情很紧，全球群起抗疫，从社会经济、教育到许多社会领域的活动都受到了躭误，受到了损失。可是，也有的学者在这个阶段极为发奋，利用难得的空隙接连推出了学术论著。近日，我很高兴看见了刘瑞先生的《秦封泥集释》，这是録有超过2300个秦泥封品种，文字达140多万的皇皇巨制。近几年来据我所知他协助刘庆柱、李毓芳先生推出了《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90册)》(中华书局，2020年),主编了《栎阳瓦当》《栎阳陶文》《栎阳考古发掘与研究》(均为科学出版社，2020年),并出版了《秦封泥集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夸赞一位学者劳动成果的成语叫作“著作等身”，我在这里毫不夸张地说，刘瑞在这两三年中就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
他在给我看《秦封泥集释》书稿时，令人又惊又喜，这又是一部在秦泥封研究上的重要著作。先说一事，关于比较多的研究同仁称为“封泥”的这个文物，我以前在相关的书本、文章中也称之为“封泥”，后来经考虑之后，我认为称为“泥封”应当更为妥当，相关的观点发表在《西泠艺丛》2019年12期上。在本篇的小序中，我在自己的叙述中称为“泥封”，在引用先贤和其他同仁叙述时，在征引以往著作和文章时照旧録为“封泥”，这里就不展开关于这类文物命名的讨论了。大家知道这篇序文中所讲的“泥封”和“封泥”，指的是同一类文物就可以了。
刘瑞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致力于秦封泥研究。他认为，秦封泥反映的秦朝职官制度和物产来源十分丰富。他在2000年参与过汉长安城遗址内相家巷村秦封泥出土地的考古发掘。此外，他还出版了《秦封泥集存》一书，搜集散见于各处的秦封泥，根据学界秦职官、郡县的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记载，参照《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等体例，分部编排，收录包括部分战国秦在内的秦官印、私印封泥超过1800种(其中官印1400余种，私印吉语400余种),精选封泥图版超过2000幅，分为“中央职官”“地方职官”“私名吉语”三部分，全面搜集编排历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加按语略陈己见。
在1995年春天，路东之先生从西安地区的多位收藏家和文物爱好者手中陆续获得了一批新见的泥封。与此前他收藏的汉代泥封相比，这些泥封的质地相对驳杂一些，泥块和印面上的大小也略有差别。泥封的面上多带有十字界格，字体近似于小篆，字画纤劲。路东之当时认为这可能是早于汉代的泥封。
当收藏到一定数量时，1996年春节刚过，路东之便前往西安西北大学向秦汉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请教。由于王建新教授当时正忙于赴日本讲学，他便介绍路东之与我相识。当天，即1996年2月下旬的一个早上，“我衣履不整地开了房门，由王建新先生介绍了大约同样衣衫不整的东之兄。从怀疑他口称见到一批定然早于西汉的封泥，到我细细地看过一通之后，激动地拍桌子留下他喝酒”(见《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456页)。1995年春天，是东之敏感地发现和收藏秦泥封的开始，1996年初春则是我们正式确认秦泥封的时间。
在1996年9月之前，我们的这一发现以及初步研究，一直面临着社会和学界的怀疑、不解、嘲讽以及反对的巨大压力。当时的西安正陷在新发现《孙子兵法》的热闹中，有许多同仁也将秦泥封的发现视为和所谓《孙子兵法》一类的事情。在当年“五一”节之前，我们复印了上百品新见的秦泥封纸本资料，有的寄出被拒收，有的约请专家结合实物看一眼而告没有时间，避之不及。这些都是出于学术的谨慎，我们深表理解，其中酸楚非他人可知。当时向省市级文物主管部门以及数所综合性、专题性博物馆通报这次发现，无有回声；最感激的是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周伟洲教授亲自陪我向省局作专门的汇报，可还是仅落得无人理睬；当时我们长叹感慨道“怀璧之哭，岂惟昔者”！
1996年，将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当时西北大学的领导余华青教授、文博学院领导周伟洲教授坚决支持我们的研究，并且定于当年12月在纪念仪式上正式向社会公布。在做出这一决定时，西北大学校内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为慎重起见，有人提出赴北京请示李学勤先生。这是余华青先生以作思想工作的形式委婉地告诉我的。我听后则是非常高兴，自从1983年在南京博物院研究“陈璋圆壶”时候受到李学勤先生的鼓励以来，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先生了。国庆期间，我和路东之、程任先生到北京紫竹苑李学勤先生的府上做了汇报。
在1995年，李学勤先生首次发现了秦泥封，这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并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农民在田间劳动时对实物存在的发现；一些收藏家认为是古代遗物的收藏；以及确认遗物的年代和作用。李学勤先生表示，这次发现属于第三个层次，非常重要。
当李学勤先生首次看到这些实物时，他谈到泥封上所记的职官反映了“周秦之制”，并指出泥封上的地理内容显示出“秦的中央、郡、县三级合理”。在他刚与我们见面时，他还打趣地说，他已经知道这个发现了，有人写信告诉他：“周与路会刻图章，对于这批东西要‘当心’。”我们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有了李学勤先生的支持，我们的研究困境顿时得到了改善。许多朋友纷纷来索要拓本复印件；陕西省考古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南京印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机构都邀请我们去介绍此次发现。《西北大学学报》和《考古与文物》专门约稿报道这次发现，甚至在1996年10月将1997年第1期的有关秦泥封的内容制作成抽印本，提前发给学人们。1996年12月25—26日，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披露了这次发现，李学勤和众多学者即席作了书面发言。
随后，陕西省西安市考古所在1996年末到1997年初对泥封的发现地“相家巷南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秦泥封的数量很大、品种众多，但至今尚未正式公布。2000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有目的地在相家巷南地进行发掘，又出土了数百枚秦泥封，弄清了地层并见到了相关的瓦当、陶片等遗物。2001年，《考古学报》第4期发表了《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这样一来，这批由民间收藏的“零散文物”就具有了考古学地层学的背景。
从1995年的发现、1996年的披露，到1996、1997年至2000年的考古发掘，这是“相家巷南地”古泥封发现的一个完整过程。实际上，在更早的时间里，孙慰祖先生已在1996年7月1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新见秦官印封泥考略》一文，这是相家巷出土秦泥封(收藏于澳门文物学家萧春源先生的珍秦斋)的首次披露。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要感谢一批学者给予及时、坚定的支持，如张沛、吴刚、周伟洲、余华清、袁仲一、焦南峰、李伯谦、李学勤、王一羽等；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当时的两位年轻人：刘瑞和陈晓捷。
刘瑞自1992年起在西北大学本科就读，他是一位正直、憎恶分明的人，尊师重友，堪称一名优秀的大学生。他对考古工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考古和文献方面表现出扎实的知识储备。在校期间，他担任学生干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同时成绩优异。
1996年初，我开始与东之先生共同投入秦泥封研究。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我们邀请了刘瑞和陈晓捷这两位在校同学协助研究。他们为项目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我们有意让刘瑞和陈晓捷进行交叉研究，即刘瑞负责秦汉职官方面的攻关，陈晓捷负责地理问题的攻关；而在其他论著中，又反过来让刘瑞关注秦汉地理，晓捷关注职官。尽管没有资金支持，也未确定是否能出版，但我们仍全身心投入这项特殊劳动，沉浸在发现的喜悦中。
为了确保秦泥封研究的顺利进行，刘瑞、晓捷多次往返于西安西北大学和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之间。有一次，火车经过郑州停下，我们得知是郑州黄河铁桥。次日清晨起床后，我们居然在这里停留了12个小时。在古陶文明博物馆进行摄影、测量、做拓本时，我们多次忘记吃饭的时间，甚至有时候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打地铺、睡沙发、啃冷馒头也是家常便饭。后来，我在《秦封泥集》后记中写道：“刘瑞、陈晓捷二位，在职官、地理的考辨上出力尤多，许多新见亦出自他们，他们不远千里，奔走二京，在校对、校稿以及一些技术处理上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他们的学识亦在工作之中有了长足的进步，将来之大成就已属可期。”(见《秦封泥集》，第456页)他们的工作成果出现在近十篇论文之中，我们的共同工作为成功申报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第一批项目奠定了基础，也直接促成了2000年5月《秦封泥集》的出版，成为秦泥封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样，我的关于刘瑞、陈晓捷二位成长的预言也得以实现。
如今，刘瑞先生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负责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陈晓捷先生则担任陕西省铜川市博物馆负责人、研究员，专攻考古、文物和地方史研究。
刘瑞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栎阳城遗址和昆明池遗址考古工作的负责人。他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前后，一直奋战在考古工地，在广东西汉南越王宫殿遗址、陕西秦阿房宫遗址、秦栎阳城遗址、西汉中渭桥遗址、汉唐漕渠遗址、西汉昆明池遗址等战国秦汉唐时期重要乃至核心的遗址发掘中取得了一批骄人的成绩，成长为中国考古界21世纪位居前列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自“相家巷南地”秦泥封面世之后，其有关的数据一直在递增。在大数据时代，这些数据有着战国史、秦汉史研究方面的特殊意义。首先，秦泥封出土的地点，在陕西省已知的已由西安汉城保护区六村堡相家巷南地遗址，扩大到汉城遗址西墙外、陕西凤翔雍城遗址、陕西高陵、陕西长安等地。在全国已知的“秦式泥封”的出土，已经有河南、山东、辽宁、内蒙古、安徽、湖南、广西等省区的多个县市。有的为古遗址地层出土，有的见于窖穴、灰坑(处理简牍等垃圾堆性质)、古井和墓葬当中，情况并不单一。大多数是比较单纯的“秦式泥封”出土，也有的和战国楚国泥封混出，还有的和西汉泥封混出，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秦泥封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现状
1995—1996年，秦泥封首次被提及，当时它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汉泥封的存世总数。如今，仅明确可分辨内容的秦泥封存世数量已超过两万枚，包括破碎者，这是一笔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遗产。近年来，涉及秦泥封的研究著作和资料不断涌现，如《中国历代印风系列·历代印匋封泥印风》、《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中国古代封泥》等。这些成果为我们深入研究秦泥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秦泥封的基本框架与学术标准
2020年和2021年，刘瑞分别推出了《秦封泥集存》和《秦封泥集释》，前一本是目前为止记录秦泥封标本最多的集子，后一本则是在前一本基础上辑录每一枚秦泥封各家解说的重要本子。这两部著作为秦泥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确立了“秦式泥封”的基本标准。
三、秦泥封中的职官数据分析
秦泥封中的中央职官、地方职官以及各级属官的数据分析是研究秦朝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从职官的分布、意义、性质等方面入手，探讨秦的周秦官制异同、东周列国官制区别以及秦汉官制的沿革等问题。通过对秦泥封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宫中、府中的区别，以及宫中系统中服务于皇帝和后宫的不同层次。此外，秦泥封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领军征战的将军内容、军令颁布和战绩上达咸阳等方面的新思路，有助于探讨秦军制。同时，秦泥封中的封君内容也有助于了解以地缘政治完成大一统的秦朝是如何处理血缘贵族关系的，以及这是否影响了西汉政治。还有一些名目，是职官名还是地名有待深究。
第四，有关历史地理的数据。秦泥封中见到中央(内史)、郡、县三级，以及乡、亭等记载，也有地方官的职官、名称和职守的记载，其中的地名数量多寡、具体地点职守出现频次的高低，都能说明战国秦代和秦朝的政治风云。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秦泥封地理内容的比对，作为最重要的文献就是《汉书·地理志》，再就是参考从战国到两汉的金石简牍材料，还有清代人的《读史方舆纪要》等等。于是，主要可以分作几种情况：1. 《汉志》有，记为秦，甚至更早；2. 《汉志》有，不记为秦，记为汉；3. 《汉志》无，战国、秦、两汉金石简牍材料可能有；4. 《汉志》无，《读史方舆纪要》等地理书上可能有；5. 一切其他文字资料都没有。面对秦泥封资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大数据意义上的重要价值。
第五，我曾经指出，秦完成了汉字形态史的第三次大整理。在战国时期，由于天下分裂导致的政治、经济、军事差异的复杂原因，又因为手刻金文、书写简牍的盛行，当时的文字总体表现十分纷乱、简率。秦文字得益于后来的大一统，使之下传有绪，实质上，它也参与了这种“纷乱、简率”。战国列国文字，是有其“正体”的，反复钤于陶胚、封泥、绢帛之上的玺印文字便是当时正体。同此道理，秦印、秦泥封上的文字正是秦文字之标准正体。存世的秦泥封数量远大于秦印，其上单字排列清晰，每字约1厘米见方，单字数量较多。其中大体面目一致，也有繁简、假借、异体甚至用他国字形的现象。秦泥封文字是秦朝进行汉字大整理(有人称为汉字大统一)时的重要依据。
第六，秦泥封本身的物态数据。例如在古陶文明博物馆观察秦泥封时曾经在一枚泥封背面看到细心系出的绳结就像五瓣梅花一样美。当时我们传看后夸赞一定是宫女秦娥所为。又例如在一个收藏家处看到几枚秦泥封背面封钱币留下的半两情况尤其可以分析出半两型和式这样结合文献包括秦出土简牍文字记载就可以推导出秦时赋税封钱大致状况。
上述这些数据的研究，基础安放在哪里？目前，就要放在刘瑞先生的《秦封泥集存》和《秦泥封集释》两部大作之中。
四. 《秦封泥集释》这本书功德无量的贡献，在于将XXXX年之前各家对秦泥封的解说都汇集在一起，安属于每一枚秦泥封的标本之下，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首先，从中可以看出研究道路的艰辛，可以看出对于秦泥封品类、内容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观点也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接受同仁的批评，接受实践的检验。以本人早先发表的一些意见来看，已有不妥和错误，在后来的研究者中已经得到了部分纠正，这点对我而言是非常高兴的。因为错误的认识是一个客观存在，刻意地回护只能使自己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这种纠错的过程在本书中可以比对看出，这点应该感激不尽，让后来的研究者少走一些认识上的弯路。
其次，细心的研究者可以找到再研究的空间。秦泥封提供了秦百官制的目録式表达，也提供了地理志的目録式表达，超过了《史记》《汉书》的记载。相对于秦的出土文献(金文、陶文、简牍文字、石刻等等),其整齐、完整程度远远超过之。未来对战国、秦、汉史的研究，这是一笔不容错过的最基本的基石。这方面结合已有文献、秦汉出土文字的研究已经做出了不小的成绩，《秦泥封集释》及时做了很好的总结。
第三，秦泥封中有些印例可以做比较性的研究，认清其性质。例如，秦圆型印面的“中谒者”泥封和战国楚国圆形的公印“专室之玺”，两者所用圆形是否和它们传递文件、传递官方的上下信息这样的流转职守有关，是否传递了秦楚之间的某种相似的制度。又例如，秦公印和秦公印泥封上常有文字排列的非规范的读法，还有如“泰”“太”不分的用法，这里面究竟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是用印制度规定，还是在当时一定情况下的随意性所致，这些留下了等待揭示的谜团。例如，相对于汉泥封，秦泥封的用泥显得随意，这些泥取自何处？和文献中指出的青泥、武都紫泥是什么关系？这些值得做进一步泥封成分的研究。上一节讲过泥封背面的痕迹，泥封面背都有留下指纹的痕迹，在当时的简牍学、包装学、痕迹学上都有特殊的意义。
第四，秦朝的大一统对中国政治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印章制度的发展。虽然秦朝的公印数量有限，但它奠定了全国统一印章的基础。汉代继承了秦朝的印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军事、度量衡和计量等方面的原因，各朝代、各地的印制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到北朝末期和隋唐时期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秦朝开创的“方寸玺”制度是中国古代长时期公用印章的定制，即使在隋唐之后，这种制度的影响依然可见——重视品阶、字形和尺度。在《秦封泥集释》的基础上，人们对古代印制的研究也将取得重要成果。
第五，秦泥封具有重要的传统艺术价值。在篆刻领域，“印宗秦汉”是一个经典的说法。长期以来，印坛实际上是“宗汉”多于“宗秦”，主要原因是秦印和秦泥封的美被人认识得比较晚近。如今，大量秦印和秦泥封的出土为“印宗秦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补充。对篆刻艺术而言，应该积极吸收秦泥封和秦印中的更多、更丰富的养分。新收录的秦印以私印为主，这些私印的印面、印字变化以及活生生的程度远远高于秦公印和秦泥封(包括秦泥封中的私印),秦私印中大部分刻得很浅，似乎有用于泥封和不用于泥封之分。这种区分在秦印、秦泥封中实际上可以定义为艺术表现的“流派”分歧，这表明秦泥封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六，秦泥封的研究实际上是非常多元化的，目前仍存在许多研究缺陷，更高的学术愿景尚需努力。这并不是《秦封泥集释》一书本身的问题，相反，这本书为研究者们指出了秦泥封存在的学术待考之处，成为学者们进行更多方面研究的出发点。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二十年前，珍秦斋和古陶文明博物馆的收藏开启了“相家巷南地”大批秦泥封研究的序幕。因此，我们不应轻视民营博物馆和私人文物收藏的价值，他们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胸怀值得人们尊敬。他们的收藏与发现往往是后来重大考古学探讨的先声。
杂乱无章地写了以上一些观点，人生如梦，明日黄花，事理难明。写来请刘瑞先生指正，请读者们批评。填词一首，以纪其盛：
《过秦楼·序〈秦封泥集释〉》
廿载如烟，长安城角，相家南地村头。
指引帝嬴重现，握块块青泥，抑印绸缪。
夜深人静，石祖龙忧虑不已，或许将成为一位杰出的将领，走过春秋之路。
在陶然亭下，刘陈初次尝试，金甲银勾闪耀着光芒。
港澳战争初告捷报，函关紧随其后，学林蒸腾如渭水般翻滚，新篇章如同沸水般翻腾。
当职官来临时，雨过天晴，看着安排好的郡县，心中悠然自得，千载难逢的好时光。
零简掇研究，聚时难，不免令人愁绪满怀。
感慨榆涂集释，梳瀑如流，重现秦楼的辉煌。
2021年8月31日于秦汉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