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7月底，首届中美二战友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云南盛大开幕。这场盛会吸引了众多研究历史与战争的专家，以及曾亲身经历那个时代的老兵。事实上，在研讨会开幕前，许多美国老兵及家属、军队代表团已经赴滇参观访问、开展活动。
其中，一位名叫“丹”的美国老兵特意乘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赶来。他除了想重游自己曾经作战的地方外，还有一个特别心愿。这次重返中国，他终于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来心心念念的故人——中国护士黄欢笑。此时的黄欢笑已经92岁高龄，她坐着轮椅出现，许多老兵主动上前同她交谈、握手。激动不已的丹更是单膝跪地，亲切地称呼她为“天使姐姐”。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深厚的感情？这要追溯到1912年冬天的一个广东江门家庭。当时，家中迎来了第六个孩子，这个女婴生来面带笑意，可爱至极。因此，父亲为她取名为黄欢笑，家中兄姐都唤她阿六。
时值动荡年代，战乱和革命活动频发，让黄父深感不安。为了保护家人，他们在黄欢笑四岁那年举家搬迁到了澳门。在那里，黄欢笑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童年时光。兄妹几人都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不去学校上学时，就在家里的腊味店里帮忙。
十四岁那年，黄欢笑来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几个不同的选择摆在她面前，每一个选择背后都是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在那个年代，与黄欢笑同龄的女孩有很多都按照家中的安排嫁人成家，但黄欢笑却并不向往这种生活。相比相夫教子，她更想拥有一份事业。
经过深思熟虑，她将这个决定告诉了父母。虽然黄欢笑的父母文化不高，但一直都很开明，对于女儿想要继续读书的打算，他们十分支持。于是，黄欢笑在澳门的圣罗撒女子中学继续读了三年书。然而，毕业后她想申请的香港大学都不承认这所中学的学历，她的梦想似乎即将破灭。
但黄欢笑生来倔强，绝非轻易放弃的人。在确定自己的升学申请无法通过后，她立刻开始四处打听解决的办法。最终，在她的坚持之下，父亲将她送到香港重读了两年高中。这两年的独立生活让她认清了自己心中向往的生活方向。
1936年，黄欢笑向香港玛丽医院护士学校提交了申请。很快，她的申请被通过，正式进入了玛丽医院护士学校接受专业的医护知识教育。
每当穿上洁白的护士服，黄欢笑便觉得一股强大的使命感油然自心底生出，支撑着她度过了在异乡独立求学的时光。这是一位热爱祖国、忠诚于祖国统一的护士的故事。
毕业后，黄欢笑按照分配前往九龙医院做护士，正式踏上了自己梦想中的救死扶伤之路。然而，现实总是会在某些时刻抛下一颗惊雷，将所有的规划和美梦击打成一地零落的碎片。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原本相对安全的香港几乎在一夜之间沦陷，硝烟和战火将这座漂泊着的小岛吞没了。震耳欲聋的枪炮声自日军入侵香港那一日起便从未断绝过，盖过了一声声撕心裂肺地哭喊。挺立的洋楼和绚烂的霓虹，在火光中变了模样，披着军装的撒旦在街道上四处扫荡，毫无人性地四处为祸，将人间变做了熔炉炼狱。
黄欢笑和同事们被困在医院中，得以保证了暂时的安全，但看着源源不断被送进来的伤者，她们眼中的泪水就仿佛开了闸的洪水一般，顺着脸颊流下来。被刺刀活活扎穿身体的小孩，被惨无人道虐待后双眼空洞的少女，胸口被子弹打成筛子的尸体，一桩桩一幕幕无一不在刺痛着所有人的心。
黄欢笑和同事们强忍自己的情绪，双手颤抖着救治这些同胞，当手中的工具触碰到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伤口时，黄欢笑觉得自己的心也裂开了一道。那是她人生短暂28年中，对于战争最初的、最为真切的认识，那些画面成为了她心中永远抹不掉的伤痕。
香港沦陷多一日，人民的生活便多痛苦一分，无数难民开始寻找机会逃离。战争使得黄欢笑和同事们的工作激增，每天都有无数伤病和受害百姓被送进医院，即便是看惯了伤病生死的她们，在面对这些模糊血肉时，仍感到心惊肉跳。
不久后，日军的侵略进一步加紧，大大小小的医院陆续被占领，医护人员被赶出医院，还有一些甚至直接被抓进了集中营。黄欢笑便是在那时失去了工作，在香港的生活举步维艰，最后和她的五哥一起冒险乘小木船从九龙逃回了香港主岛，一路上目睹了无数惨剧——眼前的一幕幕在黄欢笑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在香港躲避几日后，黄欢笑从好友处得知宋庆龄组织的“中国同盟救护会”正在征集会英语的护士，到内地的美军医院工作，这个消息点燃了黄欢笑内心深处的那束火炬。如今香港局势动荡，内地的战火更是猛烈，整个中华民族都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黄欢笑当即决定要前往内地前线支援。
黄欢笑是一名战地医生，她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她在香港玛丽医院留下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证件和物品，和朋友一起乔装成普通妇女，经过层层筛查，终于踏上了离开香港的航船。
黄欢笑先回到了澳门家中，随后由父亲亲自护送她前往广西，而后又历经了好几番辗转，才终于抵达“中国同盟救护会”所在的重庆。在校时，黄欢笑便是同届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不但专业技能过硬，而且英语也十分流利，在同学露丝黄的引荐下，她很顺利地通过审核，并且很快便接到了任务。
当时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在国内全面铺开，而美国派来援助的飞虎队也正在临近东南亚的云南同敌军酣战。由于当时国民党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缅甸很快便沦为了日军的掌中之物，那时绝大多数国际援华物资都要从印度转运到中国，而缅甸则是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
缅甸被占领后，日军切断了海陆两条通路，飞虎队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最为危险的空运。唯一可供选择的航线是从印度起飞翻越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是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最高峰，超高的海拔和连绵不断的群山都是对飞行员驾驶技术的巨大考验。由于航程凶险，并且时常有寒流和风暴来袭、再加之日军的袭击干扰，飞虎队员伤兵数量在短时间内猛增、医护人员人手短缺。
黄欢笑在抵达重庆第三天就再次背上行囊出发登上了前往昆明的美军军机正式成为一名战地医护。同她一起去的还有很多玛丽医院时期的同学她们每日一同在激烈的炮火中穿梭竭尽所能地抢救着伤员。
在1944年，黄欢笑作为中国护士进入昆明95美军医院工作。在这里，她经常接触到那些在驼峰航线执行任务时受伤的飞虎队伤员，听他们讲述许多关于运送物资过程中发生的惊险故事。
看到伤员们身上触目惊心的伤口，黄欢笑内心也充满了痛楚。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她尽量将动作放得更加轻柔一些。然而，这并非易事。1944年，正是黄欢笑在美军医院中工作最艰难的一年。这一年，陈纳德亲自率领着飞虎队在驼峰航线上与日军展开激战。
双方激烈的交火使得伤员的数量每日成倍地增长。黄欢笑和同事们几乎忙得脚不沾地，刚处理完一批伤员，下一批便立刻被送了进来。尽管身处美军医院，但毕竟是在前线，条件依旧艰苦得令人难以想象。仅有的几间简陋平房都被用来当作手术室，伤员和医护人员们都只能居住在临时扎起的帐篷里。
伤员最多的时候，一间帐篷之中要住三十多个人。伤员们的病床和担架没有空隙地挤在一起。天热通风不畅时，伤员们的伤口腐烂生疮都是常有的事情。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高强度的精神压力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折磨。因此，相继有许多医护人员都选择了离开。
然而，黄欢笑没有被这些困难吓退。她成为了唯一一个在这里坚持到最后的女护士，更是整个美军医院中唯一的中国人。她始终坚持着自己作为一名护士的职业操守，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位伤员。除了关心他们的肉体上的创伤外，她还十分关心这些伤员的精神状况。
为了能够让这些伤员保持愉快的心情养病，她每天都带着一副温和的笑脸迎人。检查伤口上药时更会语气温柔地安慰鼓励。有时候，黄欢笑也会被战士们的坚强和乐观所感动。
有一次医院里接收了一名伤势很严重的战士，他的腿在战争中被炸毁，医生不得不为他进行截肢。黄欢笑在为这名伤者打针时，同他聊天，知道他才刚刚二十岁出头，参战前是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听说征兵消息后，他立刻便报了名。看着面前年轻稚嫩的脸庞，想到他被子下空了一截的裤管，黄欢笑一时没有忍住落下了眼泪，这反倒让这名战士手足无措了起来。
他连忙安慰黄欢笑说：“虽然我这条腿断了，但我们击落了敌人的三架飞机！”几年的战争打下来，黄欢笑同这些美军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些被她照顾过的战士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天使姐姐”。
她精湛的医护技术和亲和的笑脸陪伴着一批又一批伤员痊愈，离开病床重新走上战场。
故人重逢
在战争结束后，飞虎队队员们陆续离开中国，黄欢笑也重新投身于其他工作。她与几位相熟的战士保持了几年书信往来，但随着时间流逝和地址变迁，这些联系逐渐断开了。
二十一世纪初，云南省联系到美国空军博物馆，准备向其捐赠一架驼峰空战中遗留下来的石碾子。对方表示要派代表到云南进行接收。很快，美国代表抵达云南。接待人员惊讶地发现，这名代表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名叫丹。
丹曾是飞虎队的一员，亲身经历过驼峰战争。虽然如今他已经两鬓斑白，但身材挺拔、精神矍铄。除了代表美国空军博物馆接受捐赠物外，丹此次的中国之旅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寻找一位故人。
丹随身携带着一本厚厚的影集，其中的照片记录了那个残酷年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热血往事。其中几张照片在这本影集中显得特别，因为照片中出现了一个中国女人，温婉小巧的她站在不同的金发碧眼高大男人身边，灿烂的笑容让人挪不开眼睛。这个女人便是黄欢笑。
尽管照片已经褪色模糊，丹甚至也不能清楚地记得她的名字怎样念，但他和曾经的战友们都十分想念这位中国护士。在听说了丹的诉求后，有关部门立刻开始寻找黄欢笑，希望能够重新连接起中美两国之间这座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桥梁。
然而，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黄欢笑的容貌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要凭着一张照片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人并非易事。他们带着照片四处走访，向能够联系到的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打听，但始终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直到丹要返回美国时，寻人之事仍未有头绪，他只能遗憾离开中国。
但工作人员并未因丹的离开而放弃。经过一番苦寻之后，他们终于通过黄欢笑的大儿子找到了她。此时的黄欢笑正居住在昆明城郊，并帮她同几位美国飞虎队的老兵取得了书信联系。
得知消息的丹和他的战友们马不停蹄地赶去见这位故人。见面时，丹带头走向她，来到她身边后扶着她的轮椅单膝跪地，亲切地同她拥抱，又呢喃着喊出那个久违的称呼：“天使姐姐”。
黄欢笑，已经九十多岁高龄，对当年的驼峰空战仍旧记忆深刻，对许多飞虎队员也都有印象。2004年7月25日，中美二战友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召开，许多当年战争的亲历者都被邀请参会，黄欢笑也名列其中。当黄欢笑坐着轮椅，被工作人员推着进入会场时，原本正在热烈交谈的人们都被她所吸引，尤其是远道而来的美国老兵们。他们像年轻时一样高举双手，高声呼喊着黄欢笑的英文名字“Pita Wong”，恍惚间黄欢笑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战场。与故人的重逢让黄欢笑的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她双手颤抖着拍了拍丹的后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同在场的老兵拥抱。
这些曾经一同在战场上躲避枪炮，共同趟过生死线的老人们再次共聚一堂，那些曾经弥漫着硝烟的惊险往事，也都化作了他们口中云淡风轻的回忆。这份跨越了茫茫大洋、半个世纪而来的真挚情谊，令在场众人都为之动容。这一次的重逢，了结了他们心中的夙愿，为已经走到人生边缘的他们多添了一份圆满。
2007年6月6日 中国新闻网报道称：2012年由黄欢笑的故事改编成的电影《飞虎月亮花》登上荧幕，人们得以知晓在遥远的云南战场上，曾有这样一位善良而优秀的白衣天使，用专业传递着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