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有《保卫社会》。他认为法律的目标应该是“扬善抑恶”，并且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商业化。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道德危机并不是说发生在哪一天哪一年，而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者没有把社会保护好，滥用市场原则到社会生活领域，以至越来越厉害。
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社会信任危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近年来，社会上的欺诈事件层出不穷，从网络诈骗到假冒伪劣商品，无不暴露出信任的严重缺失。与此同时，人际关系也日趋紧张，邻里之间的相互猜疑、亲戚朋友之间的疏离，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信任的流失。这些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社会信任危机日益严重的生动写照 。
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认为，社会信任危机已经深深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其表现多样且令人担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似乎逐渐失去了与他人的紧密联系。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邻里间亲如一家，孩子们在巷子里自由玩耍，大人们则聚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的聊家常。但如今，这样的情景已变得稀缺。邻里之间可能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心生猜疑，甚至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产生矛盾 。
罗教讲表示，当下社会“信任困境”的形成与破解需要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出现的所谓“信任危机”，探索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有效地尽快化解“信任危机”，重建社会的信任。
郑永年：如果我们现在进行社会建设，谁来建呢？你希望有钱人来建吗？你希望有权的人来建吗？你希望知识分子来建吗？在所有社会关系都利益化的时候，共建的主体是谁呢？该叫谁来建设呢？还是那句话，立法者应该好好反思，要全社会来共建。
小悦悦这件事，我们是在海外看到的，有人称之为“中国震撼”。这种事情给人负面的震撼，要远远超过10个奥运会和10次世博会，再建几千所孔子学院，都没有这个效果。
《新周刊》：个人能做些什么？
郑永年：自上而下所能做的就是法律，道德的重建是全社会要来做的，比如我们现在的NGO,好多都很糟糕。中国现在好多运动，我觉得其实什么运动都不要，最重要的是进行公民社会建设。道德不可能自上而下，社会要自救。
发展并非只是GDP
《新周刊》：在你今年出版的新书中，提出了“保卫社会”这个概念。为何急需“保卫社会”？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保护机制？
郑永年：从很多年前开始，我就在写这一系列的文章，因为我看到中国社会缺乏保护机制，现在更是越来越体现出来了。有钱有势的人更应当思考这件事情，今天大家同情的是一个穷人的小孩，但如果同样的遭遇发生在富家子弟身上呢？说不定有人会觉得大快人心。中国社会现在就是这样，谁会同情有钱的人？谁会同情有权的人？社会搞得很对立、很分化。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是“凶手”，人人都是受害者，没有哪一个是赢家。
《新周刊》：你认为，现在正是从“发展第一”转为“保护社会”的时候。该如何理解你所说的“发展也成为坏的发展”？
郑永年：发展并非只是GDP,光有经济发展，没有社会发展，就会成为坏的发展。贫富分化很厉害，这样的发展肯定不行；以钱为本的发展，也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要讲发展方式，这非常重要。
《新周刊》：现在是我们开始进行自我救赎的时候了吗？
郑永年：对了，谁也不要靠谁。有钱没钱的，有权没权的，都要自我救赎，该是每一个人都思考的时候了。社会也要自救，个体要自救，知识分子也该反思了。
不要把这个社会理想化，在钱、权和社会三者之间，社会是最弱的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社会是要被保护的。为什么西方法律体系要强调收入制分配、要遏制权力滥用、要完善税收制，要发展SEM(中小型企业)——这都是保护社会机制。为什么要让穷人看得起病？为什么要有社会保障不让穷人饿死？这些都是保护社会的。
《新周刊》：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不知道。但每次这种事情发生，总有人站出来说，中国并不是人性都没有了。我想，老人倒了以后，还是有很多人会去扶的，也并不是每一个小孩发生这种事情都是同样的遭遇。我相信人性还是有光辉一面的，但是体制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才能扬善抑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