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真正称得上故友、至交的人并不多，这或许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也许是因为年轻时被划为右派的缘故，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再奢求有更多这样的朋友了。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这其中要归功于两位人的启迪。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们交往的时间为1988年至1993年，那时他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而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我们经常一起参加会议。李慎之先生和我都是右派出身，毕业于燕京大学，对政治风波的看法也极为一致。因此，我们的交流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至今仍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加关注宪政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所在。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与他的交往始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至今已有近十年。我们同龄，对于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我们的见解非常一致。他常常强调，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从而导致“权贵市场经济”，因此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在经济学家那里，我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对私权的侵犯，或者说对人权的侵犯，主要来自公权力的滥用。人权保障仍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二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我已年过八旬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切实继承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
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
"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