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年11月8日，广州四万球迷涌入天河体育场观看亚运会的中日男足对决。然而，这场比赛最终以中国队0比3败给日本队告终，日本观众在警察保护下离场。类似的足球比赛场面在国际上并不少见，如带有流氓气息的英国足球队与带有法西斯遗风的德国足球队的交锋，以及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为争夺足球比赛而诉诸战争的例子。此外，商业利益也日益影响足球比赛的氛围。

中国足坛的丑闻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预演。英国足球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背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英国足球有着全民基础，从七、八岁就开始踢球的训练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然而，自1966年赢得世界杯以来，英国足球逐渐走向衰落。

与此同时，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低迷的日本也开始利用足球来振兴国家。自从田中角荣提出“列岛改造计划”以来，日本经济的内需主要依靠基础设施建设。这也形成了日本特殊的政商利益阶层。然而，随着经济泡沫破灭，日本政府需要新的借口来为政界、银行界和建筑商输送利益。于是，他们开始推广日本职业足球联赛(J-League),并由电通公司等企业出面，向各地方政府推销一系列劳民伤财的足球场、高速公路、飞机场等建设项目。虽然大部分地方政府是选举产生的，但在财政危机之下，仍然有地方政府愿意参与这些项目。例如，1992年，我就参与了电通集团为静冈县浜北市提供的“振兴”计划。

浜北市的人口仅有8万，位于静冈最大的浜冈市(56万人口)北部山地。许多当地居民希望被吸收到浜冈市，但年轻的市长有田中角荣式的野心。为了让浜北市与电通建立联系，市长的朋友(一个国会议员的秘书)出面，代表我们所在的公司以电通的名义设立事务局，为浜北市提供21世纪发展规划。

我们邀请了当地日本大学的一位教授、一位讲师，以及市政府的两位官员、八位工商界代表等组成“恳谈会”，引导他们了解电通制定的规划前景。然而，只有“妇人会”的代表表现得与众不同，抱怨“汽车社会”使四通八达的道路挤压了生活空间，让我们感到很尴尬：如果交通不便，修建足球场有什么用？在报告书中，我们不得不修正了她和另外一位支持被浜冈市吸收的代表的发言要点。

我的工作是提供数字模型：根据东京迪斯尼乐园等成功案例修改各种参数，预测浜北足球场在未来多少年后开始盈利。1995年，我逃往美国后，在我担任编辑的H-Japan杂志上讨论J-League时，提到了这个项目，并指出应该制止这样的“规划”。一位在日本任教的美国人告诉我：浜北市长因为在这个项目中受贿被逮捕了，日本放送协会NHK还专门主办了一个关于J-League的经济效应节目，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实施相关的项目。

对于世界足球事业来说，幸运的是：由于美国没有参与到足球商业领域(女子足球尚未实现商业化价值),否则后果难以想象。美国的橄榄球传统商业注重技术和力量而非技巧，这使得美国没有介入到足球商业中来。

当然，金钱和国家权力没有完全主宰足球。例如，赢得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的西班牙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本国队员，而代表21世纪新足球技术的FC巴塞洛拉队(以及出色的巴斯克队)长期以来是反抗弗朗哥独裁的象征。德国FC St. Pauli队的门将Volker Ippig经常为了支援尼加拉瓜的工人事业放弃足球比赛。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球员、阿根廷队的Lionel Messi就是13岁起在西班牙的La Masia受训的。数度与世界杯擦肩而过、把足球比赛发挥到艺术阶段的巴西队是一只民主进步的团队：1970年世界杯开赛前，它的经理Joao Saldanha被独裁的军政当局突然解雇；世界著名中锋苏格拉底Socrates(也是开业医生)从1982年以来领导了他的球队Corinthians不懈地为球员的权利和巴西的民主而斗争。捷克的Bohemians队在2005年破产后被支持者的合作社解救；土耳其的Besiktas队的支持网络具有安那祺主义性质，它的队旗上有大写的A圈；特拉维的Hapoel队一直坚持进步，受到以色列境内阿拉伯公民的支持。更有甚者，世界上活跃着各种自由球队，如旧金山的喀朗斯塔得FC队、苏黎世的FC巴枯宁队等，还有自1989年以来举办的斯德哥尔摩自由足球杯年赛，自1997年以来举办的意大利Mondiale Antirazzisti年赛(有两百只球队参赛)等。这里没有权贵强加给人们的象征君主万代的“日丸”旗以及纳粹、法斯西等人类文明未开化的标志，真正体现了足球体育活动的团结、友爱、竞争和互助的精神。

[赵京，2012年3月5日，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1] 本文关于中日以外的足球比赛信息来自Mike Long, “Soccer: Opiate of the People?”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2, #57。他在文中引用和评论Chris Green, Every Boy’s Dream, A&C Black Publishing, 2009和Gabriel Kuhn, Soccer vs. the State, PM Press, 2011。[2] 除了本文举出的足球场规划外，我也参与过一个在11公里之短的高速公路出口之间又修建一个立交桥出口的规划。

[3] 在我所在公司的顾问看来，静冈县在石川知事(省长)的大力推动下，试图修建一座新机场。然而，这一举动几乎使静冈县陷入破产的境地，最终被迫停工。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顾问曾担任石川知事的秘书，他对于日本经济在未来3-5年内“复苏”到80年代末泡沫时期的水平抱有很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