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琴以载道——□本报记者 张萌
数年前，大多数现代人还分不清古琴与古筝。然而，精致生活对审美的提升，使得现代人对古装剧的兴趣大增。隋唐以前的宽袍大袖，席居宴饮正受到追捧，日常用具、车舆宫观的精致考究逐渐成为了电视、网络追逐的审美标杆。
雅致生活是精致器物与高贵精神的合一，而古琴作为风雅生活的代表，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古人认为，古琴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它在政治命运、社会环境和个人修养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古琴流派的产生到结社，再到现代大学的教育，古琴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当古琴入选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它便从边缘走向了关注中心。学习古琴的人逐渐增多，古琴的价值也在拍卖行中一路飙升。但即便如此，古琴对于许多人来说仍是熟悉的陌生事物。由于不熟悉，许多人常常产生误解，例如古琴为何能传承3000年而不衰；又是如何成为众乐之首？为何伯牙子期的故事发生在湖北？古琴的流派又是如何传承演变的？
本期《长江地理》将继续深入探讨古琴专题，我们将通过专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武汉音乐学院教授、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副会长丁承运，来揭开古琴背后的神秘面纱。
丁承运教授站在自家厅堂中，墙上挂满了古琴，方桌上摆满了琴谱。他向记者讲述了古琴3000多年的人文历程。根据上古典籍《世本》记载，古琴是由神农创造的。然而，这一观点仅属于传说。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提供了实物证据。
“神农又称烈山氏，他的活动区域就在湖北境内。”丁承运说，“随州曾侯乙墓和枣阳郭家庙的曾国墓葬中发现了最早的十弦琴。这些最早发现的琴都出土于湖北。” 考古统计显示，从春秋晚期到西汉早期共出土了八张琴，且都来自楚文化范围。此外，枣阳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十弦琴，与春秋时期曾国的十弦琴一脉相承。
丁承运解释道：“这个核心地带叫做随枣走廊，正是神农氏的活动范围。”因此，上古传说中的真实不虚得以坐实。
根据丁承运教授的研究成果，上古时期的古琴最初被用作巫师“沟通天地”的工具。他提出，古琴的五弦在舜时代已经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简单结构已不足以应对更复杂的社会需求，因此人们决定增加弦的数量以达到十弦的规格。这一观点得到了历史文献的印证。
关于曾侯乙墓葬中发现的五弦器与音乐学界考证为均钟的现象，进一步证实了古琴音律的历史渊源和重要性。丁教授进一步解释，均钟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古代乐律学的成就，也体现了古代音乐对于协调、平衡的重要性。通过调节均钟的音律，可以确保编钟等乐器演奏出的音调和谐统一，这对于当时的音乐表演和理解具有重大意义。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中国最早的七弦琴实物发现于战国时期，并在荆门郭店出土。丁承运教授指出，这不仅仅是一件乐器的存在，更是当时楚国文化的一个缩影。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分别对应不同的场合和功能，而周文王和武王各加一根弦，使得原本的五弦琴变为七弦琴，这也为后世对古琴风格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后续的文化发展中，知音文化的传承与楚地音乐紧密相连。钟子期家族的故事，不仅是音乐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对古琴文化的一种象征性传承。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与中国的农业文明息息相关，尤其是汉代时期，由于汉高祖喜爱楚声，使得整个汉朝都弥漫着浓厚的楚风。
总结来看，丁承运教授的研究表明，古琴不仅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发展和演化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礼乐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古琴的研究，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也能洞察到这些文化遗产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根据提供的文本内容，可以重构出如下的段落：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南风，也称为“薰风”，象征着五月份的和风。这一时期农作物进入成熟阶段，需要充足的阳光以促进生长。因此，如果遇到雾霾或连阴雨天，将严重影响庄稼的生长。在这种天气条件下，王者必须展现其作为巫师的能力，通过演奏五弦琴、唱起南风歌来祈求晴朗的天气。这种活动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
古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古代到近代，它不仅是音乐的象征，更是人们修身养性的方式。到了周代，琴瑟已经成为贵族阶层的日常用品，甚至普及到了士人阶层。这一变化标志着古琴从纯粹的乐器转变为君子修身的工具。
孔子时代，教学常伴随着琴瑟的合奏。例如在《论语》中记载，孔子曾批评子路弹琴技巧不佳，而其他弟子则因此事感到不满。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琴艺的重视和对个人修养的期望。
随着时代的变迁，琴乐与书法这两种艺术形式开始逐渐独立发展，并在魏晋时期融入士大夫的生活之中。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展示了古琴在精神层面的重要作用。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古琴已不再仅仅是市井阶层的消遣工具，而是成为了教化人民的重要手段，展现了一种高雅的生活状态。
流派的发展见证了文化的多元交融，如浙派就是始于南宋的一种古琴流派，由温州人郭楚望开创。此流派在明代初期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尽管当时还有其他风格的存在，但浙派的影响力依然强劲。
丁承运先生指出，古琴的社会功能经历了从约束行为到陶冶性情的转变，最终成为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益友。这种功能的演变，体现了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随时间而不断深化与拓展。
总之，古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它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长河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包括作为沟通天地的自然媒介、作为个人修养和自我提升的方式、以及作为文化传播和教育的工具。这些丰富多彩的层面共同塑造了古琴的独特魅力和它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在浙派古琴艺术传承的历史脉络中，严澂以其南方人的身份和北方的成长背景，不仅接过了这一重任，更是开创了虞山派，其音乐追求的优柔慷慨风格，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理念，并加入了即兴发挥的元素。丁承运指出，流派的形成是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结果，他强调，地方文化的封闭性是难以形成真正有影响力的流派的。
进入清代，琴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早期广陵派的铿锵繁促，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为后来的后广陵派，其音乐风格呈现出更为跌宕起伏的特性。丁承运提到，琴派的生命随着时代的延续不断得到新的血液注入，这保证了流派的生机与活力。张孔山，一位生于浙江的琴家，以其劲健圆融、奔放沉雄的音乐风格闻名于蜀中，成为泛川派的创始人，而泛川一词正是对长江上下游琴风交融现象的一种形象描述。
在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丁承运作为古琴艺术的守护者，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他认为，古琴不仅是修身养性的良好途径，更是调和天地、敦化性情的重要工具。古琴与瑟的和谐共鸣被古人视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种音乐美学思想，至今仍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
随着现代精神压力的增加，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古琴的修身养性功能。现代社会中，古琴作为一种传统的音乐形式，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推崇。它的音乐风格既中正平和，又不失为一种高雅的审美享受。
综上所述，古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不断地适应时代的需求，吸收新的元素，同时也要保持传统的核心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致力于传承的艺术家都在为这一古老艺术的生命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古琴，这一承载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乐器，其文化精神强调的是道法自然、天地同和。然而，随着商业化的过度追求，古琴似乎正在失去它原有的功能和魅力。丁承运，一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对记者表示：“过分的商业化操作让古琴失去了其原始的功能。”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国范围内学习古琴的人数不到200多人。当时学习古琴主要依靠个人的自觉性，而且老师也不敢严格要求学生，否则学生就可能偷懒不来了。马维衡是一位广陵派古琴传承人，回忆说：“那时候，大多数学习古琴的学生都是在校学生，很少有上班族。”
彭子轩现在是一家琴社的主人，她自认为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受益者，并且有责任去传承这项传统艺术。六年多前，她在武汉大学内部开设了一家琴社，起初琴社的学员大多是在校的学生，而很少有上班族。
“我之所以开始学习古琴，是因为在寻找背景音乐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它。”彭子轩回忆说。据她统计，过去六年里，共有200多人在她的琴社学习古琴。但是，面对教学问题时，彭子轩却感到困难重重：“我发现人数越来越少，课程还没有教完，一个班上的学员就全部走光了。我当时还责怪学琴的人不够努力。”
彭子轩指出，琴社刚开始运营的时候并没有亲自授课，而是从音乐学院请来专业的老师。琴社的课程设计几乎完全照搬学院的模式。许多来琴社学习古琴的人，大多是传统文化的追随者，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音乐培训。彭子轩反思到，“古琴自有其独特的音乐特质，如果方法不对，初学起来就会感觉枯燥乏味。再加上学院式的教学，难怪学生坚持不下去。”
“琴社一开始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如果学员不能更新，琴艺又没有长进，那么琴社就很难生存下去。”陶健告诉记者，大城市中很多琴社在开业后不久就关闭了。如何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维持下去，成为彭子轩面临的又一大问题。
“为了维持下去，有些琴社甚至将古琴变成了附属品，做起了卖茶卖香的生意。这无疑进一步降低了古琴教学的质量。”陶健对记者说。目前学琴市场的需求日益扩大，但师资力量仍然紧缺。在这种状况下，古琴要想得到发展与普及，对真正懂琴的人来说是有害而无利的。“现在古琴教学市场上出现了种种乱象，一些以速成班吸引学生的做法，不仅误导了学生的学习方向，也损害了古琴艺术的传承。”丁承运如是说。
**彭子轩和陶健开始反思古琴教育的问题，他们发现这不是学琴者的问题，而是教琴者和现代音乐教育的问题。他们认为，要想真正学好古琴，首先要提升学琴者自身的审美眼光，脱离求快、轻浮、功利的眼光，通过重新设置教学方式来引导学生静下心来，用心去体会音乐，感知事物**。以下是根据提供的内容重构的段落：
1. **古琴教育的反思与改革**
- **教育问题的根源**：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古琴学习者追求速成，忽视了传统古琴艺术的精神内涵和审美价值。这种急功近利的教学方式往往导致学生缺乏对古琴深层次理解的能力。
- **教育方式的转变**：针对这一问题，彭子轩和陶健决定回归古琴的传统教育方法。他们强调基础教学的长期性和深度，通过长达半年的基础层次课程，让学生学会品音、静心体会音乐的美。
2. **古琴与文化传承**
- **古琴的文化意义**：古琴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深厚的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和哲学美学密切相关。
- **古琴的教育重要性**：古琴教育不应只关注技巧传授，更要重视古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只有深入理解和欣赏古琴背后的文化意蕴，才能真正做到心手相应，使古琴艺术得以持续发展。
3. **古琴与个人修养**
- **个人修养的提升**：在古琴的学习和教学中，许多学生不仅学会了演奏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气质和心态都得到了显著改善。古琴的练习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压力和困扰。
综上所述，古琴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技艺传授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如何将古琴艺术的深远文化内涵融入现代教育之中。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教学方法，才能真正培养出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的古琴人才，从而推动古琴艺术的持续繁荣。
丁承运不仅是一位古琴传承人，同时也是武汉音乐学院的教授。他对古琴教育和传承的问题有着深入的反思，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一批传统古琴大家随音乐民族化的浪潮进入专业音乐学院任教，古琴也被引入成为民族器乐系专业的教学内容。
丁承运指出：“古琴是民族器乐教学中的一部分，不可能单独设立专科进行教学，必须接受统一的教学模式。”他解释说，音乐学院的学生在入学前会接受视唱练耳训练，并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严格的技巧练习。这种教学方法摆脱了传统的口传心授方式，学生通过阅读谱面就能弹奏，老师也无需逐人指导。
尽管如此，丁承运认为，中国传统的琴谱需要其他音乐要素来完善。因为缺少节奏自由的音乐表达，仅靠琴谱无法完整演奏，这就需要老师通过口传心授来进行补充。此外，学校的音乐环境也深刻地影响着学生，例如观摩和考试采用中西音乐同台演奏的形式，但审美观念并未因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区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音乐学院古琴教学模式的深入研究使丁承运重新审视了他早期对学院教育的批判态度。“个人无法改变大环境。虽然音乐学院有其评价标准，但如果古琴学生追求过于宏大的声音，就会削弱音乐的表现力，从而影响成绩，这会使得他们难以在音乐界立足。”因此，丁承运决定开设古琴选修课程，只在研究生层次中设置琴学方向。“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者，必须通过相应的理论考核，要求他们对文化素养有较高的理解，而评分标准也不拘泥于传统模式。”
针对目前古琴业余教学的混乱与商业化倾向问题，丁承运强调业余教学中存在的师资不均等、指法、音准、节奏等问题以及一些追求利益的行为。他认为这些做法不仅没有提升教学质量，反而可能误导学生。
对于音乐学院教学中最受非议的是学生文化素养不足和演奏技术过硬而文化内涵缺失的问题，丁承运主张专业院校的学生应加强文化修养，而业余教学则应注重音乐基本素质的培养，二者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而不是妄自尊大或固步自封。
标题: 周代至现代社会：古琴艺术的演变与传承
在周代，古琴不再仅为天子王侯所独享，它普及到了士阶层。琴成为君子修身养性的必备之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琴渐渐演变成一种寓教于乐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更成为了现代人追求精神生活的方式之一。
进入现代社会后，古琴逐渐被大众广泛认识并学习。智富阶层、白领和大学生等成为古琴学习的新主流。古琴教学在大城市中逐渐形成新的社区文化现象，即“琴社”，为忙碌都市人提供了一个静心修炼的去处。然而，市场也带来了挑战，商业化使得古琴教育和传承面临新的问题。
曾侯乙墓十弦琴、战国荆门郭店七弦琴等珍贵古琴作品的出土，展示了古琴艺术的辉煌历史和文化价值。古籍《诗经》、《尚书》等文献中均有对古琴的记载和赞美，显示其在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古琴演奏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且艺术水准最高的器乐演奏形式，是“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之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学习古琴不仅能够提升个人修养，还可以培养审美情趣，陶冶性情。
古琴入门从基础知识开始，包括古琴各部位名称、坐姿、调音、减字谱、左右指法认识等，通常需1-2月的时间来掌握。初学者可以从听熟一首练习曲开始逐步学习，然后通过指法练习和练习曲来提高技术。学习古琴的心态很重要，保持积极良好的心态是成功的关键。
古琴不仅仅是音乐表演的工具，它还承载着中国人的哲学思考和道德情操。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琴社为人们提供了心灵的休憩之地，古琴教育和传承也因此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综上所述，古琴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周朝的宫廷雅乐到现代社会的学习热潮，古琴经历了从贵族专属到全民普及的转变，其学习和传承之路仍在不断探索和发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