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在多个平台发表了《硅谷的创新文化对提高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启示》的演讲。在演讲中，刘科院士提到创新的人都是偏执狂。他认为，有些文化更能促使创新，因为这些文化往往更加鼓励个人主义。创新面临的风险很大，有时候需要及时止损。张维迎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不偏执的人不可能真正去创新，大部分创新的人都一开始被认为是疯子。

张维迎从事经济学研究多年，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也是国内第一个系统地把西方企业里包括博弈论、契约理论引入到中国的学者。他关注研究创新学多年，曾发表出版多篇关于创新的论文与专著，多次呼吁中国需要创新型企业家。

在对话中，张维迎表示创新一定是分散化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一旦把他作为标杆，都按他的方式做，那就不叫创新了。创新就是跟大部分人做的不一样。他认为大企业是不可能做出颠覆性创新的，因为它的体制和思维都会局限在那里。新企业一定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颠覆大企业，因为大企业自己颠覆不了自己。

颠覆性创新需要积累，不可能只靠企业就能做成。经济学家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是由底层推动的。他举例说，当年汽车时代来临的时候，美国的铁路公司一股脑都去造汽车，但真正造出汽车的是福特家族。航空时代来临的时候，汽车工业一股脑都去造飞机，但真正造出飞机的是波音和麦道。大企业在创新面前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呢？这也是给我们提出来的问题。

宋志平是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两家央企的董事长，他深耕国企40年，并带领这两家公司进入世界500强。他出版了多部管理专著，被誉为“中国的企业思想家”。在2019年出版的《问道创新》一书中，他以企业的视角，结合实例说明企业创新的确有道可循。

宋志平在对话中表示，大部分的创新都是集成创新，介乎于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之间。模仿创新是必然经历的阶段，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有了经济基础、实力和配套能力，才能进入到自主创新。他最提倡的是集成创新。

关于创新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问题，张维迎认为创新的人都偏执狂。传统产业遇到问题时只要给它足够的钱就能救活；但创新企业一旦路看错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规划性的创新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刘科问到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建材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企业，但事实上中国建材做了很多创新。宋志平回答说当一个新事物出现时，很多人一开始并不一定能认识到这个新事物是好是坏。但是当认识到时，这件事情可能就过去了。

中国水泥行业基本上都被重组了，现在集中度是70%的集中度。中国建材一直在做建筑玻璃，包括手机屏上这块玻璃叫TFT,基板玻璃，是一种很薄的玻璃，0.3毫米厚，同时又耐高温，还要结实。最近中国建材还在做这个柔性玻璃，要求折叠40万次不能出问题，现在我们也都开发出来了。企业创新要靠草根企业民间创新，还是大企业不创新？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模仿创新都是创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是现在真正创新比较好的区域。

模仿创新并不一定意味着违反知识产权。例如，半导体技术最早是在贝尔实验室被发明的，但当时美国人并未予以重视。日本索尼的盛田昭夫则花费数万美元购买了半导体二极管和三极管的专有权，随后在日本开始生产半导体收音机。这一举动使得半导体技术在日本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并引发了一场革命。因此，模仿创新也是可以遵循一定规则的，这样可以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后发国家要从零开始发明一个新产品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大量的基础科学知识、先进的配套设施，并非一个人单凭想象就能实现。

以今天的芯片产业为例，过去我们常说“缺芯少屏”，但随着屏幕问题得到解决，中国屏幕产量已占全球55%,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达到80%。这一成果的取得正是得益于集成创新和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的三条4.5代TFT-LCD液晶面板生产线，再加上自主创新，京东方在国内建立了一条5代线，生产出世界最大的屏幕。

实际上，要创造出某一项高科技产品，一个企业单独行动是不可能的，需要基础科学、大规模的配套以及复杂的体系。这个过程不是决心和理想的问题，而是一个积累。因此，模仿创新是必然经历的阶段。当经济基础、实力和配套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才能进入自主创新阶段。目前我最提倡的就是集成创新。

张维迎：

集成创新当然很重要，而且中国不少企业正是依靠这种集成创新取得了成功。但如果大家都搞集成创新的话，那么成果将无法汇聚。

创新一定是分散化的，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有在这种分散化创新的体制下，才能真正实现创新。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一旦成为标杆，大家都按他的方式去做，那就不再是创新了。创新就是要与大众的做法有所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最终会衰落的原因。它们无法进行颠覆性创新，因为它们的体制和思维都会局限在某个范围内。最后，大企业基本上都会走向衰亡，因为新的人才会从另一个角度来颠覆它们。如果企业自己无法颠覆自己，那么它就无法摆脱衰落的命运。我并不担心垄断问题，只要有企业家精神，就不会出现垄断现象。因为企业家精神就是不被替代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打破垄断最好的方式就是创新。让人们有一种自由发挥才能的创新体制，这才是最好的体制，而不是我们脑海中事先设定好、规定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那种体制。

资本是支撑创新的基础

刘科：

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创新社会建立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我想先听听您对于资本对创新的看法。

宋志平：

创新本来是很长期的，亏损很长时间。谁去垫这个钱，那资本就很重要了。但现在PE、风投这些投资者越来越变得急功近利，就是特别想投进去，一年两年上市就套现了，这个其实对创新反倒不好，因为它会给企业家短期压力。我觉得投资者并不总是对的。尤其在现在资本市场回报率的压力下，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创新，你要找长远的，不是为了短期得到回报的投资者。

刘科：宋总怎么看？

宋志平：资本是企业家用于创新的杠杆，是支撑创新的基础。当年爱迪生实际上搞了七个公司，这七个公司都有他吸引的美国基金投入。从现在来看，中国这几年的创新，也得益于资本市场的支持，尤其是科创板。科创板募集的资金约占到今年新募集资金的50%,这些资本极大地支持了创新事业。中国有超过15万亿元规模的股权基金支持企业创新，现在又用资本市场支持中国的创新。虽然资本市场的逐利性会给创新、创业带来很大压力，但是从主流来看，资本市场对创新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助推器。

05 什么样的组织文化更利于创新

刘科：我的一个观察是，任何一个创新的组织文化，首先有一点，必须容忍失败。如果你不允许大家去出错，这个组织创新不了。如果组织里没有人愿意去试错，最后都是四平八稳的人上升，这些不断创新，不断试错的人反而得到了惩罚，创新能力就释放不出来。宋总，你在央企工作这么多年，你觉得应该怎样培养这样的文化？

宋志平：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要允许大家出错，要有容错机制。但从微观来讲，大家尽量少出错，而不是因为容错了就一定要去出错，所以做企业实际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创新也是如此，企业创新还是要提高创新水平，要减少盲目的创新。还要接受创新的指导，总结创新的一般性的规律，让创新者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这些也至关重要。创新是个试错的过程，要给大家一定的宽容度，但是任何企业，本能地要减少创新失败的概率，要让创新利益最大化。

刘科：我记得乔布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现在花钱，雇了你们这么多聪明的人，是让你们告诉我怎么做，不是我告诉你们怎么做。但在中国很多企业家的态度恰恰相反。很多企业的老板很厉害，基本就是我告诉你，你去做就行了。那到底该怎么去平衡创新领袖和底下创新团队的关系？张维迎：多数人的智慧不如少数人的智慧，从创新来讲是这样的，未来仍然会是这样。至于说每代企业家都有不一样。

感谢两位的发言。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重要性。企业家是推动创新创业的核心人物，他们具有独特的视角和判断力，能够发现市场机会并实现商业价值。同样地，科学家也是创知的核心人物，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培养一批既具备企业家精神又具备一定科学素养的人才，他们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两批人：一批是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他们能够在研究中不断探索商业模式和社会价值；另一批是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企业家，他们能够将科学的成果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培养，我们可以为下一代企业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发言和参与。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