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来就是个自由人，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享受了其三十多年的恩惠。最后被人绑架，卖为奴隶，一直到1853年1月才被幸运地解救。如此被奴役了十二年，有人说大家或许会对我的生活与命运有所兴趣。
我发现自我恢复自由以来美国北方各州对奴隶制话题的兴趣愈见浓厚。文学作品尽其所能地描绘奴隶制的优劣，在社会上空前流行。在我看来，这对奴隶制的评价与讨论创造了丰富的话题。而我只能凭借自己的观察来谈论奴隶制，只能从我个人的了解与经历来谈论它。目的是为了讲述一个真实可信的事实：不加夸饰地重述我这一辈子的故事，至于故事中阐述的画面是否夸大了奴隶制的残忍与严酷，则留给别人去判断。
就我所能追溯到的历史而言，我父亲的祖辈们曾是罗德岛上的奴隶。他们隶属于一个名为诺瑟普的家族，诺瑟普家中的某一成员后来搬到了纽约州，定居在伦斯勒县的胡西克。他离开时带上了我的父亲明塔斯·诺瑟普。这位绅士大概是在五十年前去世的，他遗愿中有条指示是解放我的父亲，于是我父亲获得了自由之身。珊蒂山的亨利·B.诺瑟普阁下是一位杰出的法律顾问。谢天谢地，多亏了他，我才能获得自由之身，回到妻儿身边。我对他不胜感激。他是我祖辈们曾服侍过的诺瑟普家族的一位亲戚，我的名字就是诺瑟普家族给予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对我的表现一直兴趣盎然。
获得自由后过了段时间，父亲搬到了纽约州埃塞克斯县的密涅瓦镇。1808年7月，我在那里出生。我并不十分确定他在那里停留了多久，之后他又搬到了华盛顿县的格兰维尔，距一个叫斯莱伯勒的地方不远。父亲在克拉克·诺瑟普——他也是父亲老东家的亲戚——的农场干了几年活。后来，他又搬到了莫斯大街的埃尔登农场，就在珊蒂山镇北部的不远处。此后，他又搬到了罗素·普拉特现在的农场，就位于爱德华堡到雅佳镇的路上。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829年11月22日去世，留下了一个遗孀和两个孩子——我，以及长兄约瑟夫。后者至今仍然住在奥斯威戈县，靠近奥斯威戈市。母亲是在我做奴隶的期间去世的。
尽管我的父亲出身贫苦，是一名奴隶，不得不从事我们这个不幸种族所背负的重担，但他却因为勤勉和正直而备受尊敬。许多现在仍然在世的人都记得他，并随时能证明这一点。他的一生都在平淡的农耕生活中度过，从未谋求过琐碎枯燥的杂活，那些工作经常被分配给非洲的孩子们。他为我们提供了教育——以我们的情况来看，这种教育已经高于一般水平了。除此之外，他还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和节俭积累了一份充裕的财富，足以有资格获得选举权。
他常常跟我们谈论他的早年生活，虽然对待家族总是充满温情、善意甚至慈爱，但由于他是奴隶身份，对奴隶制度并不了解。种族的衰败让他时常感到忧郁，他试图将他的道德观念传授给我们，教导我们将信仰与信心寄托在上帝身上，无论贵贱都一视同仁。当我流落到路易斯安那偏远而又荒凉的地区，被一个没人性的主子打得满身冤枉伤躺在奴隶小屋时，我一心想躺进父亲的坟墓里，从压迫者的皮鞭下解脱。多年后的今天，我回想起了父亲的劝导。珊蒂山的教会墓地里有一座不起眼的石碑，上面刻着他长眠的地点。他在全心全意地履行了职责之后，由上帝指引着走进了这一片卑微的土地。
在那之前，我主要还是跟随父亲在农场里干活。闲暇之时，不是埋在书堆里，就是拉拉小提琴——这是我年轻时最主要的业余爱好，也是我获得慰藉的源泉。它为与我同病相怜之人带来了些许快乐，让我暂时忘却自己命运的痛苦冥思。
1829年的圣诞节，我与安妮·汉普顿结婚了。她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孩，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们的婚礼在爱德华堡举行，由镇长提摩西·艾迪阁下主持，他也是当地的名人。安妮曾在珊蒂山生活了许久，侍奉过老鹰酒馆的老板拜尔德先生，以及塞勒姆的亚历山大·普劳德菲特牧师一家。这位绅士多年来一直主持着那里的长老会，凭借着他的博学与虔诚而声名远扬。安妮仍然感激这位老好人的仁慈与劝慰。她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血统，但血管里流淌着三个种族的血，很难说清是红、白还是黑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三种血液结合在一起，赋予了她一种独特而迷人的面容——这是非常稀有的。尽管与混血儿有些相似，但是并不能完全归类为混血儿。我忘了一点：我母亲就是混血儿。
在7月2日，我迎来了二十一岁的生日，这意味着我刚刚步入了成年人的行列。没有父亲的建议和帮助，妻子也依赖着我养活全家。尽管肤色成为了一大障碍，但我依然下定决心要勤勉地工作。即使意识到自己身份卑微，我仍然沉浸在好日子终会到来的美好愿望之中。我有一间简陋的住房，周围有几亩地，这些都是我劳动的回报，给我带来了幸福舒适的生活。
结婚至今，我对妻子的爱意丝毫未减。孩子们呱呱坠地，我想只有对子女柔情有加的为人父者才能明白我对孩子们的关爱之情。为了让读者了解到命运要我承受的心酸与苦痛，我觉得有必要说明这一点。
一结婚，我们就在爱德华堡最南端的一幢黄色老房子里开始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后来这老房子被改建成了一幢现代宅邸，最近又被拉斯洛普上校占用。它被称为堡垒山庄，过去，郡县会定期地召集民众在这栋建筑里主持庭审。它是在1777年被博格因占领的，当时他们驻扎在哈德逊河的左岸，距这老房子不远。
那年冬天，我和一些人受雇去修复香普兰运河。威廉·范·诺特维克是那片区域的主管，大卫·麦克伊钦直接负责我们一组的劳工。等到运河在春天开通时，我积攒下的薪水已经足够我买下两匹马，以及一些运输工作的必需品。
雇了几名得力助手后，我参与签订了一份运输合同，负责将大木筏从香普兰湖运到特洛伊镇。戴尔·贝克维斯和一位来自白厅街叫巴特米的先生与我一起跑了几趟。此时我已对制造木筏的技术与窍门了如指掌，后来我用这些知识为一位贤主效劳并取得了收获，也使贝夫河岸那些头脑简单的木工们大吃一惊。
在一次沿香普兰运河航行的旅途中，我被劝诱去游览了加拿大。我去了蒙特利尔，参观了那里的教堂和其他一些名胜。之后又到了金斯顿和其他一些城镇观光，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些日后对我产生了不少帮助，故事的结尾会说到这一点。
雇主和我都对运输合同的圆满完成感到相当满意。之后，运河上的运输再次终止，而我又不想无所事事，于是和米达·冈签订了另一份伐木合同。1831年到1832年的冬天我一直都在从事这份工作。
我和安妮在春日回归时接手了附近农场的一项工作。由于年轻时习惯了农耕劳作，这份工作对我来说非常合适。我们开始打理一部分老埃尔登农场，那里也是我父亲先前居住过的地方。随后，我们在赫特福德的路易斯·布朗那里买来了一头奶牛、一头猪、一头健壮的公牛以及其他一些个人用品，并搬到了金斯伯里的新家。在那个年头，我种植了二十五英亩的玉米，播撒了一大片燕麦，竭尽所能地耕种着这片农场。安妮勤于家务，而我在地里辛勤劳作。
我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834年。当年冬季，许多人邀请我表演小提琴。只要是年轻人集会跳舞的地方，我都会在这些地方演奏。我的小提琴名声远扬到周围的乡镇，而曾经在老鹰酒馆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安妮也因为她的厨艺而出名。在庭审周期间以及一些公共场合，雪丽尔咖啡屋向她支付很高的薪水请她担任厨师。
每次工作结束后，我们总是能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家里。通过拉小提琴、做厨师和务农，我们很快就积累了一笔财产，生活变得快乐而充实。事实上，如果一直待在金斯伯里的农场，我们的生活可能会一直如此。但是当我们即将迈出下一步时，残酷的命运已经在等待着我。
1834年3月，我们搬到萨拉托加斯普林斯，住进了位于华盛顿街北面的丹尼尔·奥布莱恩的房子。那时，艾萨克·泰勒在百老汇最北端开了一家很大的寄宿酒店，名叫华盛顿堂。他雇佣我驾驶马车，我为他工作了两年。此后，通常只有在旅游旺季才会有人雇用我，就像安妮一样，她在美国旅馆以及当地其他酒吧工作。冬季我主要靠拉小提琴来维持生计。在特洛伊和萨拉托加铁路修建期间，我也干了好几天繁重的体力活。
在萨拉托加，我习惯去瑟夫斯·帕克先生和威廉·派瑞先生的商店为家里购置一些必需品。对于这两位绅士的慷慨大方，我深感感激。正因为如此，十二年后，我才会把信寄给他们。这封信最终到了诺瑟普先生的手里，使我得以幸运获救。
住在美国旅馆时，我经常碰到跟在主人身后的南方奴隶。他们穿戴整洁，物资齐全，显然是过着舒适的生活，少有问题烦扰他们。他们时常跟我聊到奴隶制这一话题。我发现在他们内心深处无不潜藏着对自由的渴望，有些人更表达出想要逃跑的迫切心理，甚至询问我有没有什么逃跑的最佳方法。然而，他们清楚被抓回来后的可怕后果，对惩罚的恐惧往往让他们打消了这一念头。
一直以来呼吸着北方的自由空气，我也怀有同样的心情，希望能在白人之间找到一席之地，希望能和自由人平等地获得知识，至少给我们一种更为平等的肤色。我太过无知又或许是过于独立，没能一开始明白这点：一个人怎么会对身为奴隶感到满足呢？他们的处境是绝望又无助的。我怀疑法律与宗教的公正性：它们居然承认并支持奴隶制。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向我求助的人，我从未拒绝过为他们寻找机会以获取自由。
我在萨拉托加一直住到1841年的春天。七年前，我们从哈德逊河东岸平静的农舍中搬到这里，怀揣着美好的憧憬，但至今仍未实现。尽管生活还算舒适，却说不上蜉蝣。在这条举世闻名的沿河地区，社会风气似乎并不崇尚勤劳与节俭，而我早已习惯这种简单的生活，如今，慵懒与奢侈的风气取而代之。
那时，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隆索。长女伊丽莎白十岁，玛格丽特比她小两岁，小阿隆索刚过了他的五岁生日。他们让屋里充满欢声笑语，稚嫩的嗓音到我们耳朵里都成了音乐。我和孩子他妈为这三个天真的小家伙设想了许多未来。不工作时，我就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陪伴他们在萨拉托加的街道和树林间散步。有他们在，我就感到愉快。我将他们紧紧地抱进怀里，倍感温暖与柔情，他们暗色的皮肤就好像如雪般洁白。
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还没有出现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有色人种抱着平凡的爱与希望，在这个世界里从事着平凡的劳动，并卑微地前行。但现在，我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正站在命运的门槛，难以言喻地委屈、悲伤与绝望。我已接近乌云的阴影，即将陷入深邃的黑暗之中，从此我将再也无法同我的家人相见。乌云遮住了甜美的自由之光，一去好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