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妖记》的情节设计来自中国古典文化观念。在古老的中国农业社会中，受制于恶劣环境的影响，人对自然的认识及解释都远未达到科学的水平，人只有通过对自身生活空间的认知以及伦理来类比不能够解释的自然社会现象。农业发展受制于自然环境，因此理所当然对自然具有敬畏之心，敬畏使人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
电影中的大小妖怪形象都取材于中国古代奇书《山海经》，电影中的故事灵感来源于《聊斋》中的《宅妖》。导演许诚毅、编剧袁锦麟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了灵感，他们认为《宅妖》里有着“万物有灵且美”的主旨，于是打造了一个“好故事+创新”的独立IP。
电影《捉妖记》对妖怪的塑造恰恰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身生活环境的解释。妖界大乱，新妖王要铲除老妖王的余党，老妖后带着腹中的胎儿逃命途中遇到除妖天师霍小岚(白百何饰)和永宁村保长宋天荫(井柏然饰),机缘巧合下，宋天荫“孕育”出了小妖王“胡巴”，在一路的遭遇中，人与妖身上的复杂性被不断表露出来。有凶恶杀戮的妖，也有忠贞护主的妖；有斩妖除魔为维护人间和平的人，也有猥琐势力唯利是图的人。人妖共存是否可能？影片通过几个主要人物心理状态的改变与次要人物真实身份的揭露告诉了我们答案。霍小岚作为天师，除妖是她的职责所在，在天师的固有概念中，“妖”是威胁人类和平的存在，要予以消灭。而在宋天荫“生”出了胡巴后，霍小岚决心要将胡巴卖掉，在与胡巴一路相处的过程中，霍小岚对这个会卖萌、会体贴人的小妖王逐渐产生了感情，天师身份的霍小岚对胡巴的态度转变是影片中主要的情感线索之一，也给了以人和妖为代表的两个物种“是否可以和谐相处”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而作为这一条情感主线的辅佐，天师罗刚(姜武饰)和小妖的相处从开始时的水火不容，到最后小妖救下了罗刚的生命，罗刚成为了“又一个叛变的天师”，在为影片提供了丰富笑料的同时，也丰富了影片的情感表达 。
此外，《捉妖记》在叙事方法上有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借鉴。除故事取材于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外，影片在叙事手法上也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国人长期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内心中生成对中国文化的固定认知，正是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才使观众能够对《捉妖记》产生思想观念上的强烈共鸣，可以说，正是这种文化观念的契合才将观众与影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分析可知，《捉妖记》中体现着如下几种传统叙事手法：寓言、对比、象征、隐喻等 。
《捉妖记》是一部融合了真人与动画的元素，以其出色的动画特效制作和受众热烈的反响，成为了华语电影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影片在人物形象塑造和电影形式两方面的突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影片的创新之处也是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卖点和看点。其中，以胡巴为代表的人物形象创新是影片最大的亮点之一。
电影情节表现手段的创新是电影创作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电影情节表现手段包括镜头运用、景别运用、角度运用等。在电影《胡巴小妖》中，导演通过“中西结合”的胡巴在众多虚拟人物中独树一帜，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同时，影片中几个戏份较重的妖也同样形态各异，并具有丰富的个人形象特点。这种代入是不可避免的，而导演也似乎有意在这种代入下传达一种理念。现实世界中没有妖，但人类绝不是天地中唯一的生物体，万千动植物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和谐共处”的最终结局，也是一种情感诉求。
电影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一种，为表达主题有着不同的表达手段。不同的表现手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捉妖记》采用现实与虚拟、真人与动画相结合的形式，让观众耳目一新的同时，也突出了幕后班底强大的制作能力。歌舞表演融入到电影的表达中产生了惊人的感官效果，这突破了传统电影只重视对白和武术动作表演的方式，丰富了电影制作中的元素，歌舞强大的情感表现力能更好的营造氛围，触动人心，从而表现影片主题。
以情感线索为链条的叙事节奏也是电影表现手段的创新之处。小妖胡巴的转变作为独立的一条叙事线索，主要依托情感要素推衍。胡巴是妖，妖天性嗜血，宋天荫心疼胡巴让他吸自己的血，但也没有放弃教育胡巴成为“良妖”。妖不吸血，才能为人妖和谐相处创造前提。而胡巴作为影片中的“萌点”，导演依然在其身上安排了情感线索，在关键时刻，胡巴想起了“不能吸血”的教导，竭力抑制自己吸血的天性，体现了妖身上向善的一面。妖可以感化，而情感的表达是相通的。当小妖回归大自然的那一刻，不舍的不仅仅是霍小岚与宋天荫，还有共同见证了其成长过程的观众，影片与观众产生了良好的情感共鸣，增强了影片的抒情性与感染力。
结语：
《捉妖记》通过超越现实空间来体验与现实中不同的一面。妖界展现既是对人的生存现状的表达，也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影片中人与妖有敌对、也有和解。结局中人妖和谐相处引发了人类对其他物种包容性和对人性拷问等深层次话题探讨。老少皆宜、各种年龄段人群所推崇的价值观念都有一定体现。小妖王胡巴细节设计、特效使用都使得电影角色更加深入人心。总而言之，《捉妖记》在承袭传统艺术元素同时又有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