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9年10月24日，“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五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佛教譬喻、因缘文献从印度到中国的嬗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教授评议。在中国古代，佛教曾对人们的文化生活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范晶晶博士首先以《隋书·经籍志》为例介绍了六朝时期佛教文献的流行情况。《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汉地的四部经传共3127部，36078卷，其中佛教文献有1950部，6198卷，占比不小，且仅为官方记载。“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六朝时期，民众对于佛经接触较多，并不陌生。譬喻和因缘属于佛经十二分教中的两个分类。譬喻，因缘和本生是佛教文献中故事最多的几类文献，在两种文化发生接触和影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故事内容层面的影响。
其次，范晶晶博士就佛教譬喻故事对志怪小说题材的影响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早在唐代，段成式就已注意到譬喻因缘文献对志怪小说产生影响，但当时只是发现了一些个例，尚未进行自觉的学术研究。1859年，法国汉学家儒莲从明代学者徐元太编辑的二十四卷《喻林》中，选取了112个故事进行编译。1910至1911年，沙畹选译了500个譬喻、本生故事，详细介绍了以其为代表的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提出“释氏辅教之书”的概念，陈寅恪也发表了系列文章，认为譬喻文献“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郭良鋆、丁敏、孙昌武、陈允吉等一批学者也对譬喻文献进行了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除了前二位学者外，大多数学者都基于汉语材料进行研究。同期西方学者的研究则特别强调佛教譬喻故事对中国志怪小说的影响。
上个世纪末，阿富汗发现了一批犍陀罗语的譬喻故事写本，展现了譬喻文献的初期形态。这些写本主要分为两类：现世故事(犍陀罗语：avadana;梵语：avadāna)和前世故事(犍陀罗语：provayoge;梵语：pūrvayoga)。二者不太相关，前世和现世并未明确联系起来。到公元一、二世纪，在犍陀罗地区还出现了专门撰集、宣讲譬喻故事的譬喻师，这对于譬喻文献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到说一切有部三世实有、因果不失的概念深入人心之后，譬喻文献中前世、今生、后世才开始有了密切的关联。《撰集百缘经》即是这样一部成熟的譬喻故事集。
然而，总体来看，汉译佛典中的譬喻故事集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不同的梵语词汇都被翻译成“譬喻”。其次，梵语avadāna被译成不同的汉语词汇。最后，“因缘、缘”还可以被还原成不同的梵语术语。
发展到中古三部主要的譬喻故事集——《撰集百缘经》、《贤愚经》(又称《贤愚因缘经》)和《杂宝藏经》(其故事皆以“某某缘“为题)时，两世因缘的主旨得以凸显，多元混杂的故事开始向主流的“缘”汇入。
范晶晶博士的论文主要探讨了汉译譬喻佛典的本土化进程及其对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影响。中古时期的佛教类书(如《经律异相》、《金藏论》)收录了大量的譬喻故事，而唱导师在斋集说法时宣讲譬喻故事，也促进了这类故事的流行。大体说来，譬喻故事对志怪小说的影响分为两种：一种是题材的直接借鉴，如游地狱、投胎转世等内容；另一种是思想层面上的影响，如《幽明录》中的刘阮遇仙故事，桃源洞天的道教母题被加入了佛教的阐释元素。
敦煌的因缘变文主要取材自佛经中的譬喻因缘或本生故事，实现了文体突破，增强了故事的文学性，并弱化了佛教色彩。范晶晶博士还从文人笔记、话本小说、宝卷、杂剧、弹词等文类中举例说明因缘轮回结构对俗文学的全面渗透。历史演义中的业报框架有两重功用：一是内容上的劝善惩恶，二是结构上的捏合幻化。Avadāna(缘)或许可被视为一种文体，与思想紧密相关。梵语源本的譬喻故事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和套话，在汉地成熟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作为一种看待世界、解释人生的思想方式，因缘说在我们的精神与感情生活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讲座结束后，王邦维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本次报告在简洁明了的表述中阐述了印度佛教文学与中国中国古代俗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中，转世轮回作为印度佛教的核心概念，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为中国人在思想信仰上提供了解决方案。
他进一步指出，当前社会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将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进行对照和比较，以更深入地理解两者之间的交融和互动。这种对比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自的文化特色和价值，同时也能够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化，从而推动两个文明的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