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盛世王朝由盛及衰的规律是由封建制度本身造成的，确切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在王朝后期的土地垄断现象日益严重，导致社会分配体系严重倾斜，继而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引起连锁反应，致使帝国逐渐衰弱。这是由儒家文化体系造成的，这一点在汉、唐、明最为显著，清朝的衰亡，固然有外敌入侵的因素，但严重的土地兼并是导致清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

要理解这一现象，首先要明白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体系和社会分配制度的几个特点：

- 儒家的文化体系将社会上的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重农抑商”是这个体系的显著特点。

- “士绅不纳粮”是社会分配制度的主要特点。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个人的主要出路最好的情况是通过科举考试或其它手段成为“士”，或者通过家族的经营成为“绅”，如果还不行就务农。工和商在社会上地位极低。比如明朝，干脆以户籍的方式明确等级制度，一旦成为“工户”或“商户”(当然实际上不是这么称呼的，一般细分为“乐籍”、“匠籍”等),既不能参加科举，又要缴纳高额税赋，连嫁女儿都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门当户对”。

汉武帝打下河套地区后，从内地移民，干脆就规定移民的范围包括“商人、赘婿、囚犯”等，可见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之低。这种制度在王朝开始建立之时还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只要走上这条轨道，结果都是一样的：王朝建立时普遍采取“均田”政策——没收上一朝代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于是全国人民都是地主；但是几十年后由于个人经营能力的差距有些人很富有了有些人很贫困。

在古代社会，土地是财富的象征。有钱人往往避免成为商人，因为他们认为用钱来生钱，只能扩大自己的土地规模，而不能像士绅阶层那样不缴纳赋税。相反，贫困的人由于无法交纳赋税，只能将土地卖给有钱人成为佃户。当富有的人的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他们成为了“士绅”阶层，不再需要缴纳赋税，导致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政府可能会增加赋税，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现象，形成了恶性循环。

更严重的是，当赋税大于田租时，许多小农甚至愿意或恳求把自己的田地献给士绅，以免交纳“钱粮”。这样一来，士绅阶层就有条件提高地租，进一步剥削佃农。当赋税与田租都超过了佃农的承担能力，特别是在灾年时，老百姓生活困苦，无奈之下只能揭竿而起，谋求推翻这个王朝。

农民起义对国家的打击非常大，即使勉强镇压下去，也使政府元气大伤。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政府只能通过进一步增加赋税来“堵窟窿”。然而，这又为另一批起义者提供了“种子”，使得恶性循环再次开始。

有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盛世末期，都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这导致国力衰微、官员腐败、外敌入侵等多种并发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一位“英雄”出现，推翻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的王朝。然而，新王朝往往只是在初期进行了一次“均田”，随后便开始了与前朝一模一样的恶性循环。

总之，这些现象是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盛世由盛转衰的基本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兼并问题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