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福及其黑旗军，在中法战争结束后至最终安置广州的一年时间里，经历了许多波折。归国之路并不容易，广东总督张之洞为了让黑旗军得以安置，费尽心思将其改编为“福军”，并授予刘永福总兵一职。而在黑旗军从撤退到安置的过程中，有一个名叫孙鸿勋的人一直陪伴着他们。
媒体与黑旗军传奇的故事，源于近代媒体的发展。如果没有电报来传递消息，没有报纸大力宣传，那么偏远的越南西北地区的黑旗军就不会有如此高的知名度。最早传播黑旗军消息的可能是香港英文报纸，而中文报纸则在看到刘永福为国争光后迅速跟进。在这个背景下，香港的《维新日报》和广州的《述报》创刊。《述报》同样大力宣传刘永福和黑旗军，创刊号便刊登了刘永福给法军的约战书、《法人述黑旗勇略》等报道，第二天头版还登载了《安南刘提督告示》。战争催生了媒体，媒体塑造了英雄，两者相辅相成。
电报对刘永福和黑旗军形象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1883年张之洞还在山西巡抚任上时，派候补道陈占鳌回广东打探消息。他的战争消息大多来自香港各机构收到的电报和香港媒体。10月15日，陈占鳌向张之洞报告：“兹于十四日在万安保险公司探得法兵屡为黑旗所败，偿请法廷拨救兵六千。”(《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7册第3049页)万安保险公司的消息，应该是来自越南方面的电报。
您好，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红河两岸屡创法军，击毙了法军将领安邺和李维业。但是，《维新日报》夸大胜绩，纯粹是从报纸销量考虑。香港、广州报纸喜欢渲染黑旗军胜绩，塑造刘永福的“偶像”形象，为报纸增加销量。
1884年4月，《述报》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一张刘永福照片，大量复制用来发售，每张“一中圆”。当时普通工人月薪大概10圆，王韬在香港理雅各处助理译书，脩金只有20圆。每张照片1圆，应该说售价很高。凡订阅者，则可免费赠送，这是报纸扩大销量的直接办法。
岑毓英攻击刘永福“视财太重”，未免饱汉不知饿汉饥。8月20日，兵部尚书彭玉麟致函张之洞，认为朝廷对刘永福仅云“加恩录用，仍是虚浮不实，恐不足服刘之心而出死力。弟拟尊处挈敝衔飞电总署代奏，当此用人之际不妨破格，纵不予刘以实缺，似宜立予实衔，请以提督记名简放并加花翎，以慰刘之心”。彭玉麟还说，朝廷疑刘永福，主要是岑毓英奏折所致，“可不冤哉？”(彭玉麟函，载《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5册第1935页)经彭玉麟、张之洞奏请，朝廷才给刘永福“记名提督”的头衔。
885年春，中法双方在巴黎达成停战协议。然而，撤军命令的传递却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法国占据澎湖、基隆，冯子材、王孝祺、苏元春诸军驻扎谅山一带；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刘永福黑旗军则在越南西北部的馆司、保胜附近。中法双方同意：法军从基隆、中方从越南撤军后，法国再交还澎湖。
当时，广西已经开通了电报，谅山一带的军队很快就接到了停战令。然而，岑、刘两军所处之地崇山峻岭，云南又不通电报，要把朝廷命令传达到他们那里，无论走哪条路线都费时颇久。法方要求在黑旗军离开保胜入中国境之后，方才交还澎湖，这就使刘永福处于尴尬地位。
此次议和实际上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按慈禧授意，指令金登干在巴黎谈判而达成的。李鸿章不得与闻，但饱受骂名。赫德与总理衙门磋商后，决定派粤海关税务司吴得禄(F. E. Woodruff)与两广总督所派传令官从香港乘船出发到河内，再水陆兼程，深入越南西北部，搜索前进，寻找岑毓英、刘永福驻地以传达停战令。张之洞的传令官就是孙鸿勋；给孙鸿勋当翻译的则是著名的英语学者邝其照。
月21日，吴得禄、孙鸿勋、邝其照一行5名官员从香港登上轮船前往越南。他们在河内与法军首领会面后，中方雇船上溯红水河，寻找滇军、黑旗军驻地。抵达端雄后，他们探悉有华军驻扎在阿琏，相距四十里，派人送信，相约于中间某地点相会，方知华军大营札于馆司，但不披露距离多远，怕法军得到情报偷袭。4月29日，一行抵达浪泊，见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弟弟岑毓宝。次日，孙鸿勋、吴得禄二人乘马携带公文，往馆司见岑毓英传达停战令。孙鸿勋在岑毓英传令完毕后，很快也见到刘永福。
刘永福归粤。4月底已接到停战、撤军的命令，但要到6月25日才率部撤入云南文山县的南溪。原来，黑旗军长期以越南保胜为基地，有颇多产业要变卖；部属之外还有阵亡者家属要抚恤；需时颇久。就在刘永福拖延不决的时候，孙鸿勋再次来到刘永福行营劝说。这次走的是广西、云南陆路。
刘永福见到孙鸿勋后提出了几个条件：一、求带旧部三千人入关；二、请给木质关防以资统率；三、历年军士战殁者家属皆加收养；四、历年出力伤亡将士乞张之洞奏请奖恤；五、积年炮械甚多乞为设法运致；六、保胜险要拟令其子通判刘成良留守其地以固滇防。
刘永福很多要求都不切实际，孙鸿勋一一加以开道，终让刘永福认清现实改变主意。比如带回国的兵数张之洞只含糊答应“五营”；儿子刘成良继续留守保胜的方案直接被张之洞否决；考虑到大炮等运输困难刘永福答应将辎重留给云南作价十万两；岑毓宝口头应承但在接收之后却没了下文。刘永福将辎重作价“十万两”等于坐实了岑毓英说他“视财太重”的指控。
从民情、地理来说最合适安置刘永福的省份是两广交界地区。但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对刘永福出身“盗匪”、曾经起兵反清极为反感担心再出乱子更为现实的考虑是：养兵十分费钱而广西一贫如洗这一支归国的“黑旗军”每年要消耗广西很多银子实在供养不起。李秉衡也宣称广西不要这支军队。岑毓英、李秉衡的算盘都很精他们算准了好大喜功的张之洞一定会独力担承
刘永福以“夫役难雇，途中粮米难购，稍有延候”为由，拖延了朝廷对他的安排。这引起了朝廷的不满，纷纷发出函电催促。直到农历八月初，刘永福才带领“福军”从云南启程，往广西方向进发。九月间，他们抵达南宁，等待朝廷进一步的指示。就在这时，孙鸿勋赶到了南宁。
张之洞作为两广总督，自认为对这件事关国家脸面的事，应该出钱出力。他考虑到刘永福多次击败法军，两毙法国名将，如果战争结束后没有妥善安置，将会被法国人嘲笑。他最初计划将“福军”安置在上思、钦州一带，这是从水土方面考虑的。但后来又担心离越南太近，担心黑旗军惹事。刘永福提议在南宁安置，但被张之洞否决。张之洞认为南宁是“此地滇桂枢纽，商民辐辏，尤非屯兵之所，桂省官民皆不谓便”。
1885年8月9日，张之洞上奏妥筹安置刘永福事宜：“该提到粤之期计已不远，必须及早筹定办法，以期经久无弊。惟朝廷所以处刘永福者，必兼安插、保全、任使三义而有之，乃为周妥，俾该提督得尽其长，而国家得收其用。查安插之地，臣原议欲处以思、钦者，为其乡土所在，且欲资以捍边也。今桂岸通商已许，以永福处此，其部下与越人太习，出入莫禁，声气相通。设越民稍有不靖，必为法人借口，衅隙滋多。臣愚熟思，惟有处之琼州，则一无窒碍，而于海防甚有益，似于安插、保全、任使之道，均尚有合。反复思之，无逾于此。惟望朝廷优异矜全，显以作天下忠臣勇士之气，而隐以固孤危难守之琼。”然而，朝廷否决了将“福军”安置在海南岛的方案，担心刘永福重新造反，海岛易守难攻，让张之洞先行察看再说。
11月7日，张之洞派孙鸿勋“襄理福军营务”，让他第三次进入“福军”行营。最重要的任务是监视刘永福，催促“福军”启程。表面上，张之洞说是担心“福军”不熟悉官场习惯，实际上是怕刘永福再度造反，或者部署出现哗变、骚乱。刘永福当然明白朝廷、张之洞的疑虑，一路上对福军约束很严，给沿途官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张之洞在中法战争期间将刘永福的黑旗军编入清朝正规军，授予刘永福为记名提督。1883年，法军向驻扎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发起进攻，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随后多次上奏折，坚决主战，并提出了争越、招抚刘永福部等策略。为彻底控制福军，张之洞让年事已高的碣石镇总兵李扬陞退休，腾出位置给刘永福。有了总兵职位，进入“提镇大员”行列，刘永福才不会重新“造反”。福军编入两广督标之后，5底营按照习惯，分别叫做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刘明光任其中的后营管带(营长),每个营有自己的营旗 。
不久后，张之洞在海南发起了一场针对黎族人的“剿匪”行动，派遣孙鸿勋率领一部分“福军”前往海南。在定安岭门的战斗中，孙鸿勋表现出滥杀无辜的行为。得知此事后，张之洞感到震惊，立即发电报斥责孙鸿勋：“初鹰军务便想借端多杀以为功，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严重偏离了本意。琼州的功绩应该包括开发土地、兴办实业、安抚民众等方面，而不是通过大量杀戮来展示。我们必须深刻反省并改正错误。”1888年，张之洞对孙鸿勋的功绩进行了评估，并任命他为一个防城知县。然而，在1891年，因为其行为乖张、任性且没有按时交代工作内容，孙鸿勋被两广总督李瀚章革职。
对于像孙鸿勋这样的内地读书人来说，如果无法考取举人功名，他们并不害怕死亡和艰辛，而是有足够的才华去应对各种挑战。只有在边疆地区，他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无论是深入滇桂、越南崇山峻岭，还是海南瘴疠之地，孙鸿勋都毫无畏惧，勇往直前，因此得到了张之洞的赏识。然而，世事无常，新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张之洞信任的下属官员往往心生排斥。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低级官员的升降调任往往取决于上级官员的一念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