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葱玉以一万大洋换来这一卷书法，写满了朱熹等名贤一千年的膜拜。这卷书法是南唐徐常侍篆书唐代宰相李德裕《项王亭赋》的真迹，宋元时期，经宇道、胡师文、张景修、朱熹、查籥、戴在等九位名贤为之题赞，并装褫成卷而传世。然而，这卷稀罕之物自元后逐渐深藏，世人再见时，徐铉篆书真迹已不幸佚失，好在朱熹等人的题跋历经千年犹存。
1935年，当时还年轻的张葱玉从好友孙伯渊那里借回这卷宝贝，足足看了三天。他将幸存的六段题跋展卷案头，不禁感慨：徐常侍的真迹究竟流落到了何方？在后纸中，他细细写下这次难忘的过眼：“余每览是卷辍，念常侍真迹不知流落何所，而此数家题跋尚舒展于明窗棐几间，得非有幸有不幸耶？吴兴张珩题于木雁斋，时乙亥岁不尽三日。”
民国时期，张大千、吴湖帆的好友朱省斋在谭敬处过眼此卷，眼力过人的他在《省斋读画记》留下了简短却精准的评价：“谭区斋藏有《宋诸名贤题徐常侍篆书》真迹一卷，虽骑省原迹已去，而诸跋皆真，亦可珍玩。诸贤中以吾家文公晦庵先生之墨迹为最罕观，仅此一跋，足传千古。”文公晦庵先生即一代名儒、理学大家朱熹。在朱省斋看来，仅朱熹一段题跋，就足以令此卷流传千古。
中国嘉德2009秋拍中，《宋诸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现身，以120万元起拍，最终以1.008亿元成交——高出估价80倍。时隔九年，它将再次出现中国嘉德2018秋拍的拍场上，并于今日起在北京国际饭店嘉德预展中持续展出至19日。此间千年，它重新裹挟着一代代文人名士的传奇而来。
朱熹、张景修等七家宋元时期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手卷水墨纸本，每段尺寸不一，共计七段。引首长27.5×94.3厘米，1:27.6×28.7厘米，2:29.5×35.5厘米，3:27.5×94.5厘米，4:28.2×24.9厘米，5:28×18.2厘米，后纸长37×116厘米。著录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品目录》、《中国古代书画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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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葱玉是一位收藏家，他收藏的《宋诸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手卷是晚清“金石僧”释达受的旧物。释达受是浙江海宁人，曾主持杭州净慈寺、苏州沧浪亭。他多才多艺，最嗜金石，尤其全形拓技艺，堪称一绝。阮元称他为“金石僧”，一时名播海内。手卷到六舟手中时，已失去了“徐常侍篆书”的真迹，只余下题跋。
徐常侍是北宋篆书第一人——徐铉(917-992)。秦始皇命李斯统一文字，有了小篆，之后，被公认承续了李斯小篆之风的，是两个人——唐代李阳冰与北宋徐铉。沙孟海先生曾在介绍北宋书法时说，北宋篆隶书作者很少。米芾的《绍兴米帖》虽极名贵，篆隶却非上品。他所例举的两位真正能者中，位列第一的便是徐铉。
徐铉是中国南唐时期的一位著名书法家，他的文章、时论与韩熙载齐名，被称为“韩徐”。他的弟弟徐锴也以文翰知名，世人称“大小徐”或“二徐”。徐铉擅长李斯小篆，精于文字学，善写李斯小篆，宋太宗雍熙初奉命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订许慎《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他所书的篆书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
徐铉传世书法已极为珍罕。台北故宫藏有他的行书代表作《私诚帖》。而篆书最容易看到的当属西安碑林的《峄山碑》,传李斯所书的秦《峄山刻石》，原石立于山东峄县，早已亡佚，好在徐铉留下了摹本。北宋淳化五年(994),徐铉门人据他的摹本重刻，《峄山刻石》终于得以流传后世。
徐铉篆书《项王亭赋》真迹流传于北宋，进入南宋后，复经查钥、朱熹续跋，又经元、明、清、民国四朝私家收藏。据此卷中的宇道、胡师文、张景修、刘岑诸宋名贤题跋可知，徐铉书《项王亭赋》篆书真迹流传于北宋；进入南宋，复经查钥、朱熹续跋，又经元、明、清、民国四朝私家收藏。
少常张公藏此书，以遗其子孙。又皆得其笔法，可谓好学者矣。仪真秀实斋张景修题。
汪应辰是南宋高宗、孝宗朝两代名臣，程颢程颐理学传人汪应辰。对朱熹而言，汪应辰是从表叔，也是其极为敬重的长辈。而官至右丞相的周必大，则与汪应辰为馆阁同僚。周必大亦十分敬重汪应辰，称其“名重天下，人得尺牍荣之”。
早年，汪应辰因得罪秦桧，遭流贬十七年，日以讲学为事，从学者众，由此开创了“玉山学派”，吕祖谦便是其主要门人之一。汪应辰去世时，震惊朝野。吕祖谦、周必大、朱熹等相继赶赴衢州超化寺哭祭,而杨万里、楼钥等人也分别作祭文与挽诗。朱熹写就《祭汪尚书文》，赞其“惟公学贯九流，而不自以为足。才高一世，而不自以为名。道遵德备，而不自以为得。位高身重，而不自以为荣”。
汪季路、楼钥、朱熹、周必大等人都是南宋时期的文化名人。汪季路是南宋孝宗乾道年间进士，嘉定初为太常卿，累官吏部尚书。他的“集古堂”里藏奇书秘笈、金石遗文二千卷，众多学者刊刻书籍，均从其家中借善本。周必大晚年刊印《欧阳文忠公集》时，也是从汪家借来欧阳修的真迹摹搨，搜集文稿的。朱熹在《跋徐诚叟赠杨伯起诗》中回忆：“熹年十八、九时，得拜徐公先生于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归仁，知言养气之说。 时盖未达其言，久而后知为不易之论也。”
唐仲友是南宋时期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他曾经与朱熹一起学习过。韩仳胃主政时禁理学，逐名士，朱熹、周必大等皆被列为罪首，汪季路、楼钥等亦均在内。但即便政治上不如如意，风雅依旧，这群老友之间的书信题跋往来始终未断。
您好，六舟藏书画金石之印是南宋时期一位名叫六舟的僧人所制作的拓片。这些拓片包括了各类金石小品，如钱币、墨锭、铜印、器物拓片、瓦当、古砖、石刻、砚台等等。其中，有些拓片上还盖有“六舟所得”、“达受之印”等鉴藏印记。
张廷济是六舟的金石之交，是地方金石圈的领军人物，也是具有全国视野的金石学家。二人之间，留下了大量寄赠拓片和考证文字的金石学交流。闰三月十三日，俩人道古竟日，七十五岁的张廷济在用隶书题下引首“宋诸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又写下：此六段为宋贤真墨，确然无可疑者。常侍是墨，或亦尚在人间。珠还剑合，且俟清缘。他还写道，这卷是宋时原装，就连装背纸也是七百年前的，“岂不重可珍惜！”
以上内容摘自《海昌遗稿·卷二》。
徐常侍的《篆书千字》与铁钩锁有相似之处，两位君主因书法技艺高超而相互欣赏，但最终未能以此法治国。这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简练书法风格。隆兴二年(1164年)四月七日，徐常侍的这部作品与前刘公岑的作品一同问世。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文学风格是简练的。
收藏家张葱玉的收藏逐渐散失，其中包括这件珍贵的《宋诸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相当一部分藏品转入了他的好友谭敬手中。从1941年开始，两人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张葱玉的日记中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关于谭敬的内容。1941年6月3日，他和谭敬进行了一笔价值十万元的大书画交易，这在当时堪称“开海上之记录”。
尽管张葱玉习惯于挥霍金钱，但对于那些不得不出售的心爱藏品，他依然会感到惋惜：“虽云烟过眼，殊不能自给。余每售一物，或与亲知相别辄然，亦性之多感耳。”新中国成立后，在郑振铎的力邀下，张葱玉北上，出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文物出版社副总编辑、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等职务。
196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由张珩、谢稚柳、刘九庵组成的“三人书画鉴定小组”，张珩担任组长。两年左右，他们为全国文物机构鉴定了十万件文物。在人生最后一年，张葱玉等来了眼前一亮的那个时刻。1963年4月21日，他给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杨仁恺写了一封信。
信中提到黑龙江收到了徐铉的《篆书千文》残段。这是后来收藏于黑龙江博物馆的传徐铉《篆书千字》残卷。虽然并非原迹，但笔法精熟，颇为古雅。它曾被项元汴及清内府递藏，并在《石渠宝笈三编》中被视为“元明以前古篆书，今已稀见，是可宝也”。
溥仪出宫时将此卷带去长春，后散落致残。张葱玉在信中表示：“近来东北之物渐有动意，可喜也。”也是在这一年，张葱玉被查出患上了肺癌，与他家族中因癌症过世的祖父、叔父们一样，他终究未能战胜病魔。
此时，张葱玉刚刚度过50岁生日，距离他写信给杨仁恺并得知黑龙江博物馆收藏了徐铉《篆书千文》残段的时光也不过数月。28年前的往事是否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在年轻时，20岁的张葱玉打开了那卷丢失了徐铉真迹的各家题跋，将其放在案头反复观看了三天，仍然意犹未尽。这些曾经让他叹为观止的千年至宝，如今都真实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然而，那个一掷数万大洋的年华已经逐渐消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