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百老汇音乐剧《芝加哥》中有一段著名的选段,讲述了几个杀死丈夫或男友的女囚在监狱里恣意飞扬地讲述自己原因各异的杀夫故事。今年11月,这个选段经过重新编排和演绎之后,更名为《TC渣男图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相比于《芝加哥》所表现的女囚们的“就算被审判,也绝不会低头”,《渣男图鉴》里面的杀夫女犯们更像是一种走投无路之下的同归于尽。事实上,在2005年,CCTV的新闻调查栏目播出过一个特别节目,名为《沉默在尖叫:女子监区调查》,记者是柴静。她采访了十一个杀夫女犯人,试图了解她们是如何走上绝路的。

2011年,柴静在李阳家暴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采访了位于风口浪尖上的李阳和他的外籍妻子kim。这两个事件看似无关,但实际上涉及到的女性们都长期遭受来自丈夫的、危及自己和孩子生命安全的家暴行为。甚至她们的一些遭遇,依然能在现在的案件中看到。当家暴再次成为热议话题时,回顾这些发生在十几年前的家暴案例,让人感到后背生寒。

在这个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的时代,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沉默在尖叫的女人们,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挣扎求生的代表。她们用生命为那些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寻求正义,让世界听到她们的声音。

如今,虽然家暴事件已不再是新鲜事,但我们仍需关注这些问题,提高公众对家暴的认识和警惕。同时,也要关注那些曾经在家庭暴力阴影下挣扎的女性们,给予她们关爱和支持,帮助她们走出阴影,重拾生活的信心。

家庭是人类生活中最亲密的部分,但为什么有时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呢?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爱伦堡曾说:“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我想去感知那些深藏在人心底的痛苦,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然而,安华却记不起杀人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五年了,我一直在想,但就是想不起来。”她无奈地说,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囚服,一只眼睛是鱼白色,那是几年前被丈夫用酒瓶砸伤的,啤酒流了一满脸。“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进去”,眼珠子好像就要掉下来了。她当时并没有还手,而是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说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动手杀人,那二十七刀是怎么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疯了。”她说得很平静。在法庭上,她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村子里有七百多人联名请求法院对她免于处罚,死者的母亲就住在紧挨着他们卧室的房间里,八十多岁了,为她求情:“她是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呀。”当我问起她的丈夫是否曾经打过她时,老人说:“喝醉了谁也不认,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闹。”

小豆用铁棍把丈夫打死了,只用了一棍,他连挡都没挡,大概根本没想到。她被判死缓,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终不相信他死了。她有一张尖细的青白色的脸,眼睛微斜,一边说一边神经质地摇着头:“他不会死的。”我愣住了:“什么?”她说:“他还没把我杀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没死他怎么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死的。”

当她十五岁时嫁给他时,相亲的时候,他瞪着眼睛看着她:“你嫁不嫁?”从第一眼开始,她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审你似的。他不允许我跟任何男人说话,和女的说话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老担心别人挑唆我不跟他过。他就会对我动手。”“用什么打?”“皮带、鞋底子。不听话把你绑起来,拿皮带’溜’。”皮带抽在光滑的皮肤上,噗的一声,她被吊着,扭着身子尽量让他打在背上,尽量不叫,怕别人听见羞耻。他从不打她的脸,打得很冷静,反正夜还长,噗,噗噗。

结婚八年来,她从未穿过短袖衣服,不能让别人看见身上的伤痕。她最害怕的不是被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死亡。晚上睡觉时,突然感觉脖子一凉,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揪着她的头发往后拉,把整个脖子露出来。她只能盯着屋顶,叫不出声来,不断咽着口水,等待着他会不会割下来。“要不就突然给你一瓶子药,喝吧。”“都不为具体的事情吗?”“他说你别管为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问我:“我长大了就该死吗?”

在这个村子里,家庭暴力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我采访的十一个杀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没有说出杀人的原因。我去了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边,迟疑再三,对我说:“你不要问了,她不会说的......她为什么要杀他?因为出事那天,他赤条条去了两个女儿的卧室。”

“什么?”我惊讶地问。

她姐紧紧地扯着我的衣服:“不要,不要出声。”回身指给我看卧室门上,深绿色的荷叶扣像是被撕开了,只剩一个螺丝挂着,悬在门框上。“这是那个人撞坏的,他把我......”她没说下去,如果不是这个伤口一样的荷叶扣,和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惨伤羞耻的表情,我很难相信这是现实。

院子里,上百只翠绿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脏雪里,乌黑的口森森朝上,是这个男人曾存在的证据。这些女人结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没受过教育,没有技能,没有出外打工的机会,像栽在水泥之中,动弹不得。安华也求助过村书记,村里解决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树上打一顿,但回家后他会变本加厉地报复,别人不敢再介入。妇联到了五点就下班了,她只能带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厕所里冻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在对家庭暴力的预防或惩戒更为成熟的国家,经验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再发生。警方可以对施暴者强制逮捕,紧急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单方申请发出紧急性保护令,禁止施暴者实施暴力或威胁实施暴力,禁止他们联络、跟踪、骚扰对方,不得接近对方或指定家族成员的住所、工作地点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

这些政策向施暴者传达的信号是:你的行为是社会不能容忍的。但直到我们采访时,在中国,一个男人仍然可以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的姐妹,殴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或善,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

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她们都说:“最后一天,他特别不正常。”小豆说:“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杀死,他绝不罢休。”“你怎么感觉出来的?”“因为他看着表呢。”“这个动作怎么了?”

他似乎在等待时间。当时我清楚地记得,四点五十,天快要亮了。他说:“嗯,快到五点了。你说吧,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来动手?”

“那天晚上你看了他的眼睛了吗?”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发直了,血红血红的,一整个晚上。”

她曾有机会逃脱,拉开门想逃到娘家去,但被他用刀抵住后背押回来。她心一横:“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说:“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块儿炸了他们。”

“我当时想,我一条命还不够吗?我跟他生活了八年,还不够吗?我就顺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劲儿。打完之后,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说怎么出血了呢?我还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头看了看表,对倒在床上的人说:“真到点了,五点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离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后来,她是在法院门口被抓住的。

“这么多年来你反抗过吗?”我问她。

“没有,从来没有反抗过。这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枪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矿当私人保镖。

他喜欢玩枪,有次子弹没拿好,有几颗掉在地上。他捡起了一颗,上了膛,拿枪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捡起来。”她怀孕七八个月了,扶着肚子,半弯着,把沙发底下的子弹一粒一粒捡起来。他端着枪,对着她的背。她说:“我认为他肯定会开枪的,我觉得我马上就会听见枪响。”

他要她生个儿子,“他说他的老板没儿子,我们钱没有他多,我们一定要有个儿子气气他。他明确地跟我说,咱们要生一个女儿就掐死她吧。我说那是畜生干的事儿。”

她生了个女儿。第二天,“屋里很暗很暗,就一个小红灯泡。他说你给我五分钟的时间。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么神情?”

“我说不出来,我就感觉我和孩子都完了。他冲着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边了。我看他的手冲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枪,我就给了他一枪。”

她说这种情况下,没有第二个选择。

“你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无期。”

“无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辈子?”

“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儿子把头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头。女儿对着电话喊:“妈,他说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觉,他说俺出去找你去,他说去找你,他说他想你。”妈妈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儿找妈妈啊?我知道妈妈需要你,你也需要妈妈。”儿子把头磕在玻璃上:“妈,你不要哭了。”妈说:“不管咱再苦再难,咱要坚持下去,熬下去,听见了没?”儿子说:“听见了。”旁边的女警背过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下眼。

我想了解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烧毁了跟死者有关的照片。从没人跟孩子们谈起父亲,被母亲杀死的父亲。我问孩子:“有想过他吗?”“有。” “想念什么呢?”“他笑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微笑的时候,简直就像把世界都给了你的那种感觉。”她脸上的伤痕,是父亲用三角铁砸的,就在鼻梁和眼睛之间。

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问他有没有弟弟的照片。这个男人叹口气,从门后边拽出一把笤帚,举起来,往中间那根粗房梁上一扫。飘下一张身份证,他拿抹布擦一下递给我,眼睛一湿:“看吧,八年啦,没舍得扔,也不想看。”我很意外,这不是张凶恶的脸,这是一个看着甚至有点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问安华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总是喝酒,总是打人吗?”“不知道。”“你觉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没有其他能跟别人交流的方式?”“喝酒。”他们几乎都是村子里最贫穷的人,几乎都酗酒,喝的时候咒骂赚了钱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说:“这些人,只是农村的失败者,城市里没有。”

2000年我在湖南卫视时,主持过一个“年度新锐人物”的评选,“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当选。节目散后,他在大巴车给满车人讲笑话,内容不记得了,但车内大笑的活力和气氛还记得。十一年后,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网上公开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体重九十公斤的李阳骑坐在妻子背上,揪着她的头发,在地上连续撞了十几下,头部、膝部、耳朵多处挫伤。当天他们争吵很久,Kim是美国人,原来是“疯狂英语”的美方总编辑,结婚后在北京带着三个女儿,两年来她的驾驶执照过期,教师执照作废,母亲在美国病了,要带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阳全国各地演讲,说他没时间陪着她办手续:“我一个月只回来一两天,不可能办好这些事情。她觉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这么跑,冒生命危险。”

女人应该隐忍一点。

他打断我:“大男子主义也是这个文化给我的,不是我自己要大男子主义。”吵了数小时后,他大喊“闭嘴”。Kim说:“我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让我闭嘴。”李阳说:“我当时想我就不能让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头发摁在地上时,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结了”,说如果再严重一点,“我可能会杀了她”。

“坦白地说,那一瞬间是人性的恶?”我对李阳说。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开了,眯起来看向旁边,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开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体访问,老范把女子监狱调查的节目视频发给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女人这样活着,如果我沉默,将来也无法保护我女儿。”

10.

片子里我问过这些女犯:“你们在法庭陈述的时候,有没有谈到你们承受的家庭暴力?”每个人都说:“没有。”没有人问她们。有女犯接受检察官讯问的时候,想要说说“这十几年是咋过的”,检察官打断她:“听你拉家常呢?就说你杀人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报警,有位男性以劝慰的口气说:“你知道,这儿不是美国。”她说:“我当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国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说:“是啊,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阳曾经在一个电视综艺节目上说过二女儿脾气不好,因为“可能她妈妈怀孕的时候我打过她”,他做了一个抽耳光的动作,在场几位嘉宾呵呵一笑过去了,镜头前一个女学生对他说:“你能影响这么多人,在家庭里犯这么一点点错,Kim老师也会原谅你。”

三十年前,“受虐妇女综合征”在北美已经从社会心理学名词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只要获得专家鉴定就可以获得轻判甚至无罪释放,但这在中国还不被认同。在女监片子的开头和结尾,老范用了同一组镜头,镜头摇过每个女犯,她们说自己的刑期:“无期,死缓,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有人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Kim说:“我有钱,我可以回美国,这些女人呢?她们没有路了。”

11.

我们采访前,Kim刚把三岁的小女儿哄睡着,这个孩子在父亲殴打母亲时,挣扎着往外拉父亲的手,被甩开,之后一直做噩梦,哭着说:“妈妈对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拦他)呢。”Kim头摇得说不下去,想把哭声抿住,脖子上的筋脉全都凸起。她搂着女儿,对她说:“可以恨爸爸错误的行为,不要恨爸爸这个人。”

在女子监狱的一期节目里,零下二十度的寒冷天气,小梅坐在满地冰雪的院子里,她的父亲已经离世,母亲被关押在狱中。安华的女儿小梅说:“一个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温柔。”主持人问:“你觉得你爸爸有吗?”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顿地说:“有,只是还没有被他自己发现而已。”我看到院里厨房的水泥墙上用红色粉笔写着几个字,“让爱天天住我家”。这是前一年春节联欢晚会时一家人唱的歌。十四岁的小梅喜欢这歌,她轻唱:“让爱天天住我家,让爱天天住你家,拥有......拥有......拥......”她张着嘴,发不出声音,眼泪一大颗一大颗砸在裤子上。

这些孩子会长大,他们会有自己的家庭——那会是什么样子?小梅的姐姐十六岁,她说:“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们只有暴力。”她的哥哥从探视室离开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后喊“哥,哥”。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么人在一起,睡在哪儿,吃什么。那晚,他和母亲一起用绳子把父亲捆起来的,刀砍下去的时候他在现场。他的将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

2011年,我遇到一位律师,她告诉我采访过的女犯的消息,安华在各方帮助下,已经减刑出狱,再嫁了人。小豆在监狱里精神失常。2010年,中国法学会再次公布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建议建立家庭暴力庇护场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签发保护令,这只是一个建议稿,至今仍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预备立法项目。

在“两会”上,我曾去找过关心此事的代表委员,担任警察职务的男代表说,现在刑法里已经有人身伤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对女性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按现有的法条来判,为什么要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一位女性代表说:“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伤害那样处理。”现场有些争起来了:“你们这么说,只因为你们也是女人。”“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这位女代表说。

做完女子监狱那期节目的年底,评论部让每人写一句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代表这一年里自己对工作的认识。我没思量,有一句话浮上心头,以前我会顾忌别人怎么看,会不会太文艺腔,但这次我径直写了下来:“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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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 ·《看见》